“怨你，你拉绳子早了。”
　　一个说：
　　“怨你，你拉绳子晚了。”
　　一个又说：
　　“就怨你，你刚才笑了。”
　　一个又说：
　　“就怨你，是你先笑，你笑完我才笑的。”
　　两个人同时说：
　　“怨你，怨你，就怨你。”
　　两个人撅起小嘴，一个拿起米筛，一个卷起绳子，各自回家去了。要不了多大的功夫，两个人又各自扛着家里的铁锨，从家里走出来到一起堆雪人去了。
　　春夏秋冬，两个人不知疲倦地玩耍着。
　　鲜花盛开的山坡上，他们望过西山顶上落下的夕阳；长河边上的沙滩上，他们看过流向远方的清澈河水。
　　在两家窗户纸破了一个个洞的窗棂后面，他们看着窗子外面从天洒落的雨水，雨从小变大，一会儿就遮挡住了群山，远处的都山峰顶也看不到了。看着，看着，他们努力地顺着窗棂间的破洞，把两只小手伸出去，去抓顺着房檐滴下的雨水；都山脚下的村庄里，他们遥望着都山顶上的皑皑白雪，遐想着早晚有一天他们会爬到都山的峰顶上去。
　　我还似乎无数次听到过他们关于理想的对话。
　　林大山说：
　　“木兰花，你长大了想干啥？”
　　俞木兰说：
　　“大山林，你长大了想干啥？”
　　林大山说：
　　“我先问你的，你先说。”
　　俞木兰说：
　　“我后问你的，我后说。”
　　林大山说：
　　“木兰花，你耍赖。”
　　俞木兰说：
　　“大山林，你快说。”
　　林大山学着大人的样子陷入沉思，一会儿说：
　　“我长大了去当兵，我要当打仗的兵。”
　　林大山说完，看着俞木兰说：
　　“木兰花，这回该你说了。”
　　俞木兰说：
　　“我长大了给你当媳妇，你去当兵，我在家给你管一大帮孩子。”
　　年年复复，复复年年。
　　当我哥哥林大山背起我们的母亲亲手缝制的书包，走进我们的村庄外面的小学校时，俞木兰就像是一个忠心耿耿的跟班，每天早晨俞木兰跟着林大山走进小学校，林大山在小学校的教室里上课读书时，俞木兰就安静地一个人在小学校的操场上面，看成群结队的蚂蚁来回搬家。课间时，我哥哥林大山便丢开那些同班伙伴，旁若无人地和俞木兰玩耍在一起。放学的时候，两个人便一起走出小学校回家去。直到两年后俞木兰也背起了她的母亲亲手缝制的书包后，两个人就一起到小学校里去读书了。
　　我哥哥林大山高中毕业了，当他真的要离开都山脚下的家园到遥远的地方去当兵时，也在镇上的中学里读完了初中的俞木兰，她的那种对林大山难分难舍的心情，我是极容易就能体会得到的。我在头脑中勾画过无数个他们离别的场景，但有一个细节是在哪一种场景里都不曾出现过的。不幸的是那个细节在多年后，当俞木兰阴差阳错地成为我的叔伯哥哥林东山的媳妇时，在他们的新婚之夜，在那些勾画出的无数个场景中都不曾出现过的细节，却在真实的场景中被证实了那细节就是发生在当年的活生生的现实。
　　至于从小爱说爱笑，一贯具有男孩子秉性的俞木兰，一下子变得寡言少语，还一天天地多愁善感起来，那都是我哥哥在那场自卫反击战中失踪以后的事了。
　　3
　　我的早年出嫁，后来跟随我的两个姑父举家搬去北大荒的两个姑姑，那时我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她们在我的心里没有丝毫的印记，那时在我感觉是两个和我毫不相关的人。至于我和她们的相见，已经是在多年以后了。
　　关于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哥哥林大山，我在很久以后才弄清楚了一些事情。那时距离我奶奶在我八岁那年去世，已经过去好多年了。
　　我的爷爷在都山里的国营林场退休时，我的一直在小学校里当民办教师的父亲林育森接班成了国营林场的职工，我父亲去我们县里那个位于都山深处的国营林场里工作后，正好赶上林场里的职工食堂招收做饭的“副业工”，后来我的母亲作为国营林场在生产队里招收的“副业工”也去了林场，在林场的职工食堂里做饭。我的父母就都成了“吃皇粮”的人。那时我哥哥还在镇上的中学里读书，那年我哥哥高中毕业时，没有机会到大学里去上大学，我哥哥情绪很是低落。正好赶上部队来我们的县里征兵，我哥哥非要去当兵，我父母只好答应。经过层层政审，我哥哥去黑龙江的边防部队当了兵。我是我父母的第二个儿子，是在我哥哥当兵走后才出生的。说来也怪，我母亲二十二岁时生下我哥哥后就一直没有再生育，来到林场不到一年就生下了我。人们就都说是林场的水好，能育人。我的父母为了不失掉我母亲那份儿“皇粮”，就在我三个月大的时候把我送回都山根儿下的家里，给我的爷爷和奶奶抚养。
　　我哥哥林大山当兵二年后，正好赶上苏联军队多次对黑龙江支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小岛实施武装入侵，并时常炮击中国岸上纵深地区。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我哥哥参加了发生在那个巴掌大的小岛上的自卫反击战。苏联军队被击退了，我哥哥在自卫反击战中失踪了。
　　我哥哥失踪后，他所在的边防部队经过多方寻找，最终还是没有任何结果。当时的部队相关部门做了几种推断：一是我哥哥在战斗中牺牲了，他的尸体掉进了被炮火炸开的冰洞里，顺着冰面下面的江水流走了；二是我哥哥被敌方军队俘虏后，被敌方军队秘密押走了，也可能是被敌方军队秘密杀害了；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我哥哥投敌叛国了，正在江那边过着喝苏联红牌伏特加，搂胸大腿长个子高的俄罗斯美女的资产阶级生活。
　　在那场反击战结束后，我父母一直得不到我哥哥的任何消息，他们惦记自己的儿子，就多次去县里的武装部打听结果。武装部的领导没有办法，就多次和部队联系，询问我哥哥的事情。后来，部队的相关部门，就只好在还没有结论的情况下，把以上的几种推断通知了我们县里的武装部。
　　不久后，正好赶上当年的那场浩劫在我们的县里越演越烈，全县都乱了套，一切都没有了正常的秩序。关于我哥哥的事被当年的造反派那些人知道了，那些人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他们就专程到了我父母工作的国营林场。一通批批斗斗过后，他们当场宣布开除了我父母的公职，要他们回家到生产队里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造。我父母只好卷起铺盖，回了都山根儿下的村庄里。
　　还没等我爷爷奶奶和我父母从悲痛中回过神儿来，镇上中学里的红卫兵来了。他们说我哥哥一定是投降了苏修，说我父母也是苏修特务。他们通知我父母第二天去镇上的中学里接受批斗。那个夜晚，我母亲被吓坏了，整整哭了一夜。我母亲在不久前镇上中学里的批斗会上，曾经亲眼看到过中学的女校长被那些红卫兵们扒光衣服，浑身上下一丝不挂地到镇上游街。天亮前，我母亲顾不上再为失踪的儿子悲痛，撇下我——她的只有两岁大的小儿子，一头扎进了都山里的原始森林。我父亲随后也进了原始森林，他去找我的母亲。
　　后来，我的父母都没有回来。就在那个冬天来的时候，我爷爷悲伤过度，也走了，永远地睡到地下去了。
　　4
　　我奶奶是会抽烟的，这一点和村庄里大多数老太太们一样。不同的是，村庄里的老太太们几乎都是三寸金莲一样的尖尖小脚，我奶奶是大脚。听奶奶说，她的一双大脚是她八岁那年以绝食作为代价，从她的父亲那里换到的。
　　每个夜晚，我和奶奶吃过晚饭，在奶奶还在洗碗刷锅、喂猪喂鸡的时候，我就会把油灯拿到炕上，拿洋火（火柴）在木头炕沿儿上，或是穿在身上的粗布衣服上擦着火后点亮油灯。我再把奶奶的长长的旱烟袋上面的烟袋锅儿里面装满旱烟末，等到奶奶进屋来，我把烟袋锅儿对着灯火点着，顺便抽上一两口旱烟，学着奶奶抽烟的样子，把嘴里的烟雾吐出来，然后才把旱烟袋递给奶奶。奶奶美美地抽上三两口旱烟，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