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大地的回声 周居士介绍说，这是寺院里新近移植的茉莉。茉莉花喜欢阳光充足的环境，生命力顽强。在南方，茉莉一般会在五月左右开花，花型细小，却晶莹剔透，洁白如玉。
我凑上前去，打量着花株，这才感觉到了差异。远看时，只有丝丝甜淡的香，到近旁，方嗅得到浓郁的味道，沁入脏腑，令人心神为之一振。
到了客堂，周居士沏了两杯茶，茶香清爽扑鼻，他说，这是茉莉花茶，入口淳香，天热时喝它，不但止渴解暑，而且使人神清气爽。
我们攀谈着，一讲到曾国藩，便有了共同的话题。我们谈到了曾国藩的出身，谈到了曾国藩的家世，谈到了曾国藩的心路历程，谈到了很多。
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因直谏惹发圣怒。恰好其母去世了，曾国藩迅速赶回为母守孝。这时，太平军北上进入湖南的消息不胫而走，局势日益紧张，乡民口口相传，十分惶恐。
正在犹疑时，曾国藩突然接到了朝廷让他办团练的宣召，顿时凉了半截；原想回乡避风头，不曾想国事追踵。且不说文人办武事之难，光筹办的经费就让人头痛不已，何况，省府长沙城里几乎的所有的官员都不支持他。可是，不奉旨行事又不行。在朋友们的鼓励之下，他才勉强同意兴办团练，以保境安民为要。
咸丰四年（1854年），太平军攻占长沙近郊，前锋直指岳阳。曾国藩企图在靖港给太平军拦腰一击，不料与太平军石祥桢部一战，遭遇大败，一大帮长沙官吏隔岸观火，冷言叽刺，曾国藩伤痛交加，诅丧至极，忧愤欲死，数月才恢复元气。
那时，他觉得无脸进长沙，只将湘勇扎在水陆洲，自己也在那儿住着，日日苦思良策。伤好些后，远远望见对岸的山，听到山里的钟鸣在空中和水声中荡漾，这才知道了桐溪寺，萌生了想过去看一看的想法。
桐溪寺，古称兴国寺，为唐代振郎禅师所建。也是人生的一场际遇，曾国藩与桐溪寺的主持宝月和尚促膝而谈，竟致豁然开朗起来，从做人到做官，从家业到事业，都得到了不少的启迪。桐溪之行，令他烦心尽失，桐溪之景，令他心涤神清，从此把自己的字改为“涤生”，寓意以往种种，譬如昨日死，将来种种，譬如今日生。
自古就有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讲法。孙子说，兵形象水，避高而趋下。曾国藩却似乎与水有着不共戴天之仇，靖港之败，鄱湖大败，他一次次地跃到江湖里，却又一次次湿漉漉地被人打捞上来。
我想起了春秋战国时代跳进汨罗江的三闾大夫，为了国家而生，也为了国家而死。生死一念之间，如果一个人萌发了死志，跳一次江就够了。
曾国藩不一样，那奔流的江湖水没有将他拖入万劫不复的漩涡，反而让他领悟了一种源长不断的韧性与坚持。而山对于人而言，又是另一层意义，尤其对于一个曾经的山里人来说，山是靠得住的，可以藏拙，可以藏巧，在山里才活得安宁、踏实。
我在想，曾国藩作为一名京官，是见多识广的，他当然知道浙江的桐庐和桐溪，否则，不会对这里的桐溪情有独钟。或许，他有过功成身退的想法。他或许也曾想过在南京谋一栋宅院，想过在杭州等处安个家，然而池鱼之恋，羁鸟之归，也只是在心里想想罢了。
一个事实就是，曾国藩终身都未涉足过浙江，没有到过那里的桐庐或者桐溪，直到他逝世后，回到长沙的桐溪，才彻底得到了他想要得到的安宁。总之，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要选择这一块地方，作为他人生的最后归宿。
纵观近代之规律，世纪之初，都是世界风云变幻最激烈的时期。十九世纪初，世界在悄然起着变化，西方完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开始了近代化工业进程，而那时的中国，依然在做着天朝旧梦，闭关锁国，故步自封。
1840年，帝国主义以强横的姿态，将钢铁意志倾倒在东方，沦陷了这个历史悠远的文明古国。那个时代，大中华的历史走入了一片荒漠，那里不再有艳阳高照、春光明媚、鸟语花香，只有江河日下、失魂落魄、满目疮痍。罡风劲摧着历史的长河，旋起滔天巨澜，黑茫茫的前路，不知还有多少更深的危机。“亡国灭种”，没有人知道这四个字的价值，倘若有一杆大秤或者天平，这头放四个字，那头放金银财宝和功名利禄，不知道要放多少才够份量。
1854年夏天的中国，是那样的惨淡和骨感，四处白骨森森，千里萧条。在毫无诗意的满目凄凉中，一个发人深省的、永远困绕着中华先人和后辈的问题凸显出来：中国向何处去？在那样的命运多舛、生死攸关的时代，这个问题显得愈加尖锐。
这里，不得不提起一个与曾国藩走得最近的人：王闿运。
王闿运的年纪比曾国藩小得多，那时候还是一个青年。他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一直混迹在官场，却又绝不当官，挨近着沮洳的腥臭，却从未沾染寸褛的浑膻。他又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一定跟曾国藩说过什么，比如大清的国运，民族的命运，个人的官运，等等。明白人碰到明白人，很多讲不清的道理都能讲得清，何况，这些道理并不很深奥。
长沙是一座尚武的城市，从古到今都是。曾经遍布市中心和郊外的三十九座关帝庙就是明证。关公的足迹几乎踏遍了长沙城里城外的每一个角落，最远处到了宁乡。他一定到过坪塘，因为自坪塘过江，对面就是侯之石，传说汉寿亭侯在上面坐过，或者磨过刀；更远处是跳马涧，传说关云长的赤兔马在涧中彪悍地浣洗过。辛幼安的飞虎营曾经就驻扎在长沙城中心的大街上，辛将军不但会写诗填词，那可是一个侠士，一个能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风神潇洒的人物。我想，靖港失利前后的曾国藩，既然能找到山重水复之中的桐溪寺，也一定到过长沙城里的飞虎营，到过关帝庙。
曾国藩自幼所学的孔孟之道和儒家的“大一统”思想教育他，文人必须输诚报国，武人必须为国捐躯，这是一种傲立乾坤的大气节，无论岁月变迁，沧海横流，它都不会改变。
看透了又怎样，参透了又如何，前面是枯山瘦水、残荆乱棘，后面是悬崖峭壁、万丈深渊，他没有选择。
一个家族的兴旺，与家族中的某个人物息息相关，一个国家的兴旺，同样依靠那些叱咤风云的时代豪杰来担当中流砥柱。在这里，他没有成为隐士，却得到了他想要的原动力。唯有文圣人能将他的灵魂从江湖水中打捞上来，唯有武圣人能点燃他的血液，让他重新拿起武器去拼杀。
中国权威的解释说，祖国是祖先开辟的，留给子孙万代的生息之地。国家的概念，则起源于封建时代诸侯分封的城郭。家邦一词，出自《孟子》，本意指封建王朝的家天下，后来方延伸出家与国不能分离的血脉渊源。国家、家邦、祖国，是同一个概念。
中国古意义的“民族”最早见于《南齐书》列传中。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通过对欧洲世界史著作的评介，破天荒地使用了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阐述了自己的家国观。
中华民族概念的横空出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兴起于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承接于1917年，李大钊先生发表的《新中华民族主义》一文；成熟于1935年，《义勇军进行曲》中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传遍大江南北，深入人心，鼓舞着无数中华勇士为祖国浴血奋战。
但是，无论唐宋元明清，这一片东方的大地有着一个亘古不变的名字，都叫做中国。另一个概念，叫做天下苍生。中国这两个字的内涵其实大得惊人，它包含的信息量，可能某个人穷其一辈子都没法达到它的边和底。一个政府或者一个政权，或许并不能完全代表国家或者民族。但是，倾巢之下，焉有完卵，这个道理谁都懂得的，无论他是一个持什么论调的人。
四亿神州暗，梦里慈母悲，天下兴亡不知系于何处，那是一种无以明状的锥心泣血和痛苦挣扎。曾国藩就是这样的一个挣扎者，更是一个无言的行动者，他从不标榜自己，也从不去考虑自己生前和身后的毁誉，只是以身教和垂范，引导着此后的数十年当中，一大帮汉臣的崛起，共同担当了支撑华夏的栋梁之木，坚定不移地，甚至是血肉横飞地开辟着一条又一条救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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