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扯修复每一段戏剧性组合。
　　——又说诗性是“诗性的灵魂才是世界罕见之物，/要让它们持久地关联这个世界，/它们是内在人性的秩序，外在场景的钥匙。”
　　第二节里德阐释尤为深刻哲理：
　　诗性是人性的房子、田野与大地，
　　诗性是思想纯粹的动力，
　　它们总希望真理变得悦耳动听，
　　它们时常希望生命清晰无损，思想激发春天的想象。
　　它们希望美一望无垠，融入梦想画面，
　　宽广得那么坚定，
　　深厚得那么沉静。
　　——诗性是由诗人的情绪、思想、精神的动机和生存状态的感知所决定，每个肉体和灵魂的流动状态，构成生命二元论立场相一致的精神实体。只是这种实体，有人总是以对世间生存索取一般的报酬和冷暖为幻灭感和成就感；而诗人却以遵循于以上常态的生存追求外，更多的把生命个体完全奉献给物质的获取和精神的探险。前者是自然常态下的生存哲学，后者却不单单是一个新生命哲学的产生，它往往是生命价值的再生、在变、再度用一种新的方式体验世界使心灵获得真实的安放和栖息。这就是荷尔德林的“诗意的栖居”——诗性所在。
　　读着《东方谣》的许多诗章，你总会感受到一种强大的生命盛年之气充斥于语境之中，比如第十四章《天地与人活着》，第十五章《久不见北斗星》，第十九章《一旦月亮落下》等。诗歌其实是人性“贵族化”气质的外显，也是诗人生命价值的外化。我们往往重视于诗歌语言外衣下的某种表意和情态，而忽视了隐藏于诗歌语境背景之下的那股生命气息，而这股气息正是诗歌真正的灵魂所在，就像生命体没有了呼吸，生命也即终止一样，我们更应该重视于诗歌作品中营建的生命气场。读《离骚》，你总感到那种以香草，美人为隐喻的盛年之气，那种有个体的切肤之痛上升到的人性整体忧伤的天地诗魂，山水精灵，已经超越了一个谪官失意的生命之象，这就是真正的“离骚之魂”。《东方谣》营建了一种强大的盛年之气，显然不同于“离骚之气”，它是诗人在自身所处的时代场景下，成功担当着各种社会事务，实现和完成着生命价值意义的辉煌，寻找到的“别处生活”的精神分离和栖息，这正是诗人人格的形成过程，它总是与诗人的自立、孤独、放逐、分裂等有关。《东方谣》有一种游刃于天地之间，宇宙万物之上的雄拨之气，大有风尘吸张，鹰隼试翼的气势，凭借着强大的生命气场和磁力，助推着诗意浩荡向前。《东方谣》是有气势的，是一个生命个体集结了整个时代的脉搏而形成的强烈气场，在这个场域里，我们看到一种智者的慧根朝向生存的大爱，朝向灵魂所处的高地。
　　歌德有一句话：“要是只能表达自己那一点点主观感情，他是不配称为诗人的；只有当他驾驭世界和表达世界的时候，他才是个诗人。这样，他就是永不衰竭的。”从《东方谣》的创作可以肯定，金迪先生是具备这种能力的诗人，因为他具备了一种道德力，一种意志力，一种社会责任感在里面。诗歌，它的功能不在于维系一种常规的社会结构的秩序，而在于在一定的社会秩序中感悟生命的诗化情调。而通向诗化情调的最好途径：一曰想象力，一曰寓言性。无疑《东方谣》运用的是比较娴熟且成功的，它打破了语言的单纯描摹和直击反应，让想象力近乎以似我非我的无限推及力量，获得个体智慧的真正文学形态。“想象力的凝聚体就是寓言化”，“寓言化的基本结构就是象征和隐喻”（余秋雨语）。《东方谣》诗思的展开，通向的路径，是试图完成着以个体生命的有限，通达宇宙生命的无极，载物言情的机能，在自由感性的想象中，支撑起文学与哲学的思维尊严和美学尊严。我们看到《东方谣》那么宏大的宇宙景象，那么混乱的社会场景，包罗万象的事物群体，看似乱阵无序的新旧视觉，那么多深谙其道的名词变数，无不朝向深层的理性领域，也因此而是整部作品有一种遨游于宇宙，气吞万象的气势，更有一种雄拔的力度和造型。
　　诗歌的气场，也叫诗的气韵呼吸，它是诗人用词节律的控制，也是意蕴声象的调节，更是诗人的心气融合于自然万物的外露。我们总感到它与诗人的气质，情感力度、环境、处境和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糸。它主要有诗之气韵形成，气动而生韵，气是主体与客体高度交融而产生的勃勃生机。我们阅读金迪长诗《东方谣》时，感受到诗人生命的盛年之气完全融合于大自然万物生命之气中，或刚柔，或浩然，或飘逸轻灵，生命精神之旺盛而表现出来的精气与自然万物生命气息的交融统一，无形中形成一种具有强烈精神向度的美感。这正如魏晋文风中，气被认为是文艺美学的本源，它被认为是艺术家的气质禀赋，被当做艺术作品的生命。《东方谣》追求由自然之气，通变为文艺之气，追求主体生命气质的美感与客体生命内容的动感的统一融合，这不能不与诗人个体生命的处境相关，与诗人担当的社会事务相关，与诗人个人的事业成就相关，与诗人崇高的理想和高远的人生境界相关。《乐记》云：“诗、歌、舞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这里讲的“乐气”就是把心中的喜怒哀乐等内容通过这三种艺术形式传达出来，从而给人以精神美感。《东方谣》的“乐气”从何而来？自然由其诗心而来，应该说诗人从事的社会事务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大可过上朱门酒肉的荣华富贵的生活，但诗人骨子里高尚的人格情趣，又使他从个体生命常规中剥离出来，诗人怀有崇高的人性美，就自然产生着高尚的精神纯气，我想这是《东方谣》强烈气场形成的主要原因，这不仅体现在前面我们已经谈及的诸多人生感悟与体验中，也体现在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与讴歌中。
　　抒写对大自然的热爱，这是古今中外许多诗人的意愿，但大凡都以光风霁月，婉美华丽之言辞为甚，除了给人以朦胧的风月美感外，似乎大多空落，一无所有。即使像泰戈尔在《吉檀迦利》里也不列外。我似乎看到金迪先生也非常明白这一点，他在《东方谣》十七章里，大肆抒发了对大自然夏天的热爱，而令人震撼的是给人以清新悦目的感受，他讴歌的夏天，已经不是单纯的大自然美景，而是一种生命存在的坐标之上流动的符号和图谱，而是一种诗人与大自然之间“神圣交往之情”的音符和旋律。正如他在诗中写到：
　　一个夏天的太阳与月亮，
　　一个夏天的乳液、红瓢虫、白莲花，
　　一个夏天的闪电与雷声，
　　一个夏天的螺号与海浪，
　　一个夏天的琵琶、笛子、二胡与鼓点，
　　一个夏天浓烈的爱，就够了。
　　跟着夏天的河流去看夏天的大海，
　　跟着夏天的阳光去看夏天的眼睛，
　　跟着夏天的绿叶去看夏天的森林，
　　跟着夏天的马蹄声去看夏天的草原，
　　跟着夏天的思想看生命意愿的归宿，
　　跟着夏天的挚爱看心的语言怎样飞上天空。
　　——金迪先生对大自然的热爱，不仅因为对大自然的季节，阳光，土地，水份，花朵，果实，一切动物和植物的爱，更重要的是诗人认为大自然是生命系统中最完善的体系，是一切生命存在的场景，是一切生命存在感受和体验的源泉。我们从诗人这种并沓式推进结构中，感到诗人从感性到理性的升华，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景化描写。这正如泰戈尔在《人格》说：“这个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有个性的整体，而不仅仅是一束不可见的力量，这一点，得感谢我们的感官和心灵。”金迪先生正是看到并在开掘出了大自然的“一束不可见的力量”，提炼成了心灵的光芒。而这样的诗篇像《东方谣》（二十章）《秋天，秋天》，第九章《与阳光情投意合的春天》等处还有很多。
　　以童话式的圣洁殿堂营造大自然纯美壮丽的图景，这是《东方谣》写景上的一大特色。如第五章《森林里鸟儿云集，狼成群结队歌唱》，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神奇的“森林家园”图景，在这个家园中鸟语花香，虎狼同生，和谐与共。在这里“鸟鸣是有翅膀能飞翔的，/狼嚎在月圆之夜，阴云翻滚”，在这里“狼性从人性体内一点点逼出，/鸟鸣成为人们惯常的歌声，天，从人们头顶，/蓝到人们的脚后跟”。又如第三章《太阳的女儿---花朵》里，又给我们描绘了另一幅“植物花园”，你看：“漫山遍野的鲜花开了，/太阳描绘的童话世界，他的女儿们，/给了人们生的信仰”；再看：“那些坦然的美，隔开人们疲惫的欲念，/鲜花色彩的弥漫，超越昨晚的干渴，/走进清净与圆满的欣喜。天哪，花朵，/是不是大地上的最高真理”，“苦乐增减，七波秋池。花朵度我们再作因果。/善，如花朵之殿堂。智，仿花朵之开放”等等。第四章《身体与思想里面那些翻腾的江河》近乎神话传说式的神人对话，描绘了一幅“江山俊美的图景”。《东方谣》惯于扑捉景物，神形兼备地写景笔法，是优秀的，我们很难看出诗人单纯的为写景而写景，准是把强烈的情感和生命体悟融合在一起，期间跃动的音符，线条，色彩，图谱；那些森林，河流，动物，植物；那些细小的草木，花鸟，昆虫，野兽等等，无不传达着诗人的情感和智慧。森林也好，河流也好，江山也好，在人们心灵上会产生出美好而神圣的向往之情。诗人摒除于自然法则，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物竞天择法则的生命圈里的凶残和野蛮，以幼儿式的动植物园景的祥和宁静，给我们创造了视觉和听觉上的美感意象。这正如泰戈尔在《人格》里说“艺术的职责就是要建立起人类的真正世界——真理和美的活生生的世界。”什么是“景物”？在常人看来，那当然是“物体”，加上它本能蕴含的“物格”，即生命体征里衍生出来的各种物理属性，但在诗人看来，它还有一层更神性、隐藏在个体生命活力之下的精神储备库，它永远不死、不灭、不枯、不衰，并且在艺术意识和精神妙用上永无限制，用之不竭。《东方谣》写景的美学倾向，正是倾向于物性的这种第三境界，在遵循于事物本身的原始美、自然美、真实美的前提下，更加深入到了事物表现出来的精神美、活力美、存在美。在诗人看来，存在本身就是美学，甚至生命死亡，弱肉强食的暴力，你死我活的野蛮竞争等等，都是生命链键上不可或缺的美好场景，也许正是这些场景，才影响着诗人的情绪，激励着诗人写下了如此美好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