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明白了,他是在以他自己的方式救中国,不是狭隘的大汉族主义,而是虑及整个中华民族。“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救民于水火,是天大的事,是他必须要担当的大任。
这副重担,他毅然决然地担起后,其他一切都是浮云了!
《曾国藩家书•道光二十九年》中如此写道:“余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
我因此写了一联,以纪念他:
赤心蹈汤火,保家卫国忠昭日月;
慷慨拯危亡,舍生忘死义秉千秋!
有人志存高洁不愿做皇帝,有人却削尖脑壳要当皇帝。
1898年,六君子慷慨赴死,时务学堂老师谭嗣同在北京菜市口英勇就义。消息传来,同为时务学堂老师的唐才常带领自立军,悍然发动自杀性袭击,被捕而死,朝廷四处缉捕自立党人。时蔡锷就在唐才常的起义队伍之中,侥幸逃脱。
这一逃,蔡锷就投奔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袁世凯。自立军事态平息后,袁世凯又资给路费和生活费,助蔡锷东渡日本,后来又举荐蔡锷至云南任职。袁世凯对蔡锷有救命之恩,知遇之恩,举荐之恩,袁对蔡,那是亦父亦兄的关系。袁世凯当上总统之后,又将蔡锷调到身边,委以重任。若蔡不反袁,在北洋政府当个副统帅,甚至以后接班,都有可能的。
1915年末,袁世凯自称皇帝,欲将天下囊为己有,使蔡锷无比愤怒。蔡锷恨透了残民害民的君主制,他实在想不通,他敬重的大哥竟然与日本签订了卖国的《二十一条》,私心膨胀要称帝,蜕变成独夫民贼。蔡锷毅然抛出“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的誓言,冒着巨大的危险从北京辗转回到云南,组织云南军队发动了护国起义,出兵讨袁,两千云南兵对抗十万袁军,以寡敌众,鏖战数月竟取得胜利,袁大总统的皇帝梦仅仅做了八十三天。
这让我想起了一千多年前关云长的割袍断义、挂印封金;想起刘备说“吾与汉贼誓不两立”。蔡将军旗帜鲜明地反对复辟,力主共和,与袁世凯的决裂,大义凛然。
讲到这里,我不禁泪流满面。加恩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叹息不已,以为我还在对洋人侵华的往事耿耿于怀,沉浸在当中不能自拔。
他不知道,我慨叹的远远不止这些。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一百多年来,中国一次次遭遇灾难般的劫运,又一次次从灭绝的灾难边缘得到救赎,找到生机,历经磨难而浴火重生。历史在这里没有被折断,没有戛然而止,只是转了个弯,古老的文明,仍然引领着中华民族的长江黄河融进世界的汪洋大海。
苦难的祖国面临危亡的时候,在长沙,在湖南,在中国,总有一大批的忠勇之士、忠贞之士勇敢地站出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积极救亡图存;晚清如此,辛亥革命时期如此,日寇侵华时期更是如此。一言以蔽之,我们今天的和平与幸福,都是无数先贤拿鲜血、拿命换来的。岳麓书院的开宗大义,就是救国、治国、兴国的人文观和价值观。这是湖湘文化的精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
华夏文明之所以能承启流转,绵延数千载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有这些精英们的存在。他们的家国情怀,他们的厚德载物之精神,他们的牺牲小利成就大义、牺牲自我成就大我的气节,仍然根植于民族文化的深处,流淌在我们的血脉当中。我们有这么多的优秀前辈、风流人物,民族幸甚,中国幸甚!
有这一代又一代的杰出人物,长沙才能从废墟中站起来,中国才能从废墟中站起来,中国人民才能从废墟中站起来。这种自强不息、刚强不屈的意志与天地共存,与日月争辉。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把自身的梦想完全彻底地融入国家和民族的梦想、将毕生奉献给祖国的人,他的灵魂将永生!
那晚,在靖港的灿烂星光下,我不禁抬头望向天空,心想,天上那么多的星,以那么多的世界名人的名字来命名,曾国藩又是哪一颗星呢?
2018年11月底,加恩假期已满,即将离开长沙,临行时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与我拥抱,说着感谢的话。看着飞机飞向蓝天,我知道,加恩此行,确有收获,他带走的,不仅仅只有中国人民宾至如归的盛情,还有很多很多。
加恩走后不久,我又涉猎了一些其他文献和资料。
1927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开学典礼上,明确要求学员做好“三不八能”。“三不”即不嫖、不赌、不偷;“八能”即能写、能说、能唱、能算、能打仗、能吃苦耐劳、能生产劳动、能诚实可靠。他谆谆告诫每一位共产党员,我们这支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945年9月,毛泽东同志为《大公报》题词:“为人民服务”。
1992年,习近平总书记为怀念为国操劳殉职的焦裕禄同志,写了一首《念奴娇》词,他深情地写道:
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
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长如洗。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
2014年3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夫人米歇尔随访到中国,习主席夫人彭丽媛郑重书写了“厚德载物”的翰墨送给米歇尔,四个大字朴实无华,刚柔相济却又意味深长。
2015年,中央编译局在的《中央•文献重要术语译文发布》中,着重提到了林则徐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并将这两句诗作为重要学术术语颁布,同时发布了官方版本的英文和日文翻译的准确文本。
我还在一些历史文献上找到了如下记录:
从古到今,长沙湘江东岸沿江一带比较平直,从来没有自然形成的优良港湾,商船、民船无处停泊。勉强泊舟,一遇大风恶浪,樯倾楫摧,互撞翻船不计其数。康熙二十五年(1686),王艮任偏沅巡抚,主导开挖新河。不久淤废。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维新运动的主将、湖南巡抚陈宝箴在清政府财力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力劝长沙巨商朱昌琳,官商合资,兴修湘江、浏阳河口的江堤水利,修缮疏浚新河垸,以利官、商、民船避风于港。工程进行到一半,戊戌变法失败,陈宝箴因极力主张和支持变法,被摘去顶戴花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陈宝箴被慈禧太后赐死。
光绪三十年(1904),为开埠之急需,湖南省府官员又请出朱昌琳担纲修缮新河,建设良港码头。新河港口码头花了五年多时间建成,花费白银十九万两,购地五万,官方出资七万,朱昌琳出资三万,其余四万由朱昌琳向银号借贷,分年分期偿还。疏浚后的运河呈东北至西南走向,宽窄适当,无风无浪。一时之间,新河三角洲一带商贾云集、百帆竞发,水路运输从长江走汉口到城陵矶,再到靖港至长沙,靖港与长沙物流互通,新河码头成为两地之间的水上交通和货运集散地,长沙从此有了自己的良港和商埠。商家和市民纷纷在此开设店铺,生意买卖兴隆,成为当时十分繁华和热闹的一个区域。
1938年,日本鬼子轰炸长沙,新河码头毁于战火。过去,新河三角洲至落刀嘴、陈家湖一带,被长沙市民亲切地称为新码头,至今地名犹存。
快要过年的时候,我与老周相约游橘洲,恰巧在橘子洲头看到了《我和我的祖国》大型歌咏节目长沙站的现场布置。湘江之水泱泱环抱的洲岛广场上,无数盆栽的状元红组成一个巨大的“福”字,红得象火,艳得象霞。巨大的“福”字背后,毛泽东的半身巨幅雕像矗立在船形的洲岛之首,俯瞰着奔流的湘江和繁荣的城市,目光炯炯,深沉而慈祥。我以崇敬而仰慕的心情,瞻仰着这尊栩栩如生的雕像,不禁想到,伟人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高尚的品德和人格。毛泽东把一生都献给了他的祖国和人民,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奋斗的人,人民永远都会记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