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一个德行高尚的儒家弟子应该具备哪些品质呢?时人认为,应该有如下作风:在学识上,必须能文能武,独当一面,本领高强;在品德上,必须勇于担当,心怀天下,无私奉献;他还必须具备勇毅的精神:不怕牺牲,疾恶如仇,舍身求法;亦必有朴实的作风:生活简朴,劳动自足,起居有节。
清朝末期,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多元文化不断激荡磨合,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思想通过各个途径进入中国。而最终积淀下来的,仍然是儒学的精髓。儒学在风云变幻的历史运动中屡经考验,不断获得新的阐释和升华,逐渐具备了超越伦理价值和政治秩序的哲学涵义,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与道德的主流。
余秋雨先生在他的《千年庭院》一文中说:“岳麓书院的力量,在于以千年韧劲,弘扬了教育对于一个民族的重要性。”世间任何东西厚积得多了,必然有一个总的爆发,文化是这样,文德也是这样。
岳麓书院以德为先,为中国培育了大量的人才,造就了许多扶危济世之良臣。自宋朝始,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的志士从岳麓书院奔赴社会,成为各个时代的中坚力量,深刻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走向。历朝历代,很多书院弟子以身许国,明清至民国初期更是岳麓书院人才勃发的鼎盛时期。
鲁迅曾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南宋末年,蒙古军队兵围潭州,岳麓书院的学生放下书本,参加守城,大部分牺牲于战斗中。岳麓书院担任过山长的欧阳守道,他的学生文天祥以一介文士之身领兵抗侮,兵败被俘,解至元大都,元世祖忽必烈亲自劝降,许以中书宰相之职,文天祥宁死不屈。
学者王夫之领兵抗清,失败后亡命天涯,屡遭通缉,一生颠沛流离。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吴三桂称帝衡州,千方百计找到王夫之,请其写一篇劝进表,王夫之坚拒不从,遁入深山。
咸丰二年(1852年),左宗棠在岳麓书院治学,太平天国大军围攻长沙,省城危急,左宗棠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请,慨然出山,夙兴夜寐,坚守危城,不敢有丝毫懈怠。迈入政坛之后,1866年到1880年期间,左宗棠领命带兵平乱西北,扶棺西进,历尽艰难险阻,收复新疆。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谭嗣同在得悉变法失败,慈禧太后即将捕捉改良义士之时,坚决不肯逃避,奋然以身殉国。
根据岳麓书院墙壁上的传承脉络图谱可知:
清代时,岳麓书院的山长罗典传道于欧阳厚钧,欧阳厚钧传道于曾国藩、郭崧焘、胡林翼等,曾国藩传道于陈宝箴,陈宝箴在岳麓书院的熏陶影响之下在长沙城内开时务学堂,师资有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又传道于蔡锷、陈天华、黄兴等学生,而后继之人有毛泽东、蔡和森、肖子升、柳直荀、郭亮、李富春、肖劲光、徐特立等有志青年,他们坚持在岳麓山下学习,倡导救国救民,以天下为己任。岳麓书院,爱晚亭下,都留下了伟人的身影和足迹。在毛委员的领导下,一大帮湖湘子弟走上了光辉的革命道路,这才有后来的北上誓师,抗日救亡。罗霄山上,延水之滨,崛起了另一支红色的“湘军”。
李太白有诗云:“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当历史的潮流在犀利而急促的节奏中奋然前行之时,总会出现一些暗礁歧流。史家记载,在天京城破的前夕,曾国藩经历了比战火更加严酷的考验。
1861年8月,咸丰帝突然驾崩。8月23日,胡林翼从湖北匆匆来到安庆湘军大营,时天色已晚,曾、胡二人秉烛长谈。胡林翼说,来安庆前,左宗棠让他捎来一封信。说着就从自己的怀里掏出了一个信匣。只见信纸上没有多余的字,仅仅两行小楷,写了一副对联:
神所凭依,将在德矣。
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此前此后,安微巡抚彭玉麟亦送了一封密信过来,信中半是提醒半是敲打地说: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其有意乎?
曾国荃曾谈论说,吾兄是两江总督,加上闽浙总督左宗棠、四川总督骆秉章、江苏总督李鸿章三个现任总督,还有五个现任巡抚,全是湘军嫡系。兄手握20万湘军精兵,再遣李秀成收纳10万太平军降兵,拥30万精锐之师,前锋直指,势如破竹,即可攻破京师,恢复汉家江山,吾兄将成为一代帝王。
1861年秋,湘潭人王闿运以帝王之学游说曾国藩,劝其莫急于攻灭太平军,而应将天下大局逐渐导向三足鼎立之势。
两军阵前,曾国藩劝石达开投降时,石达开说,曾大帅是举足轻重的韩信,何不率众自立?
忠王李秀成被俘后,也曾表示:愿以长江两岸数十万太平军之众投诚,拥戴曾国藩为帝。
决断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某天深夜,安庆湘军大营议事厅红烛高照,如同白昼,主将曾国荃联合湘军集团高级将领密谋之后,湘军将领三十余人齐集,企图重演“黄袍加身”的历史剧,拥戴曾国藩登基做皇帝。曾国藩一进大厅,目光一扫,立刻心知肚明,未等众人开口,他当堂找来红纸,挥毫写下“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两行大字,翩然转身离去。
南京师大郦波教授评论此事说,万事齐备,不欠东风。
可是,如果众将劝进成功,中国最多只会多出一个“草头天子”,在那样的乱局当中,成败利钝,真正只有天知道。但有一点一定会实现,那就是,坐实曾国藩是狼子野心的乱臣贼子,而非家国天下的中流砥柱、济世良臣。更加严重的是,中国将进入全面混战,社会进一步动乱,局面不可收拾,中国可能就此灭亡!
戡乱者成为乱源,是曾国藩极不愿意看到,也不愿意做的。他用两句诗表明了自己清高、淡雅的心境。他不愿去称王称帝。他之所以出山平乱,不是为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也不是为了他自己的私利,而是为了天下苍生。那么,他打垮太平军、歼灭洪秀全之流的心路历程亦立刻显露出来。
李自成进京做了些什么?洪秀全又做了些什么?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残害百姓。他们所谓之当皇帝、做官,是据天下为己有,中饱私囊。这样一群专横跋扈、胡作非为的乌合之众,登上政治和历史舞台,立刻就沦为了两脚禽兽,甚至禽兽不如。他们烧杀抢掠,巧取豪夺,鱼肉百姓,又怎能不人人侧目切齿痛恨?又怎能不分崩离析一败涂地?
李自成1629年起事,1643年称王。进京后,一是掠夺明抢,二是贪腐成性。他们在城内城外广设关卡,索拿卡要;又将投降的明朝官吏和土豪士绅吊起来严刑拷打,逼迫其交出家财和窖藏的金银。进京后,李自成等从皇室内宫和国库共搜出银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从大臣和士绅的家室中搜出七千万两白银。又恣情贪色,将明皇的后宫佳丽纷纷纳为己有,还四处搜罗美女,供其享乐。
1851年,洪秀全自封天王,起兵造反,亦是搜括民财,挥金若土。竟致因分赃不均导致争权夺利,互相残杀。“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掳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曾国藩《讨粤匪檄》)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十年天地干戈老,四海苍生痛哭深”。曾国藩所处的那个时代,政腐、洋祸、天灾、匪患,各种乱象丛出不穷,国土沦丧,生灵涂炭,哀鸿遍野,满目疮痍,中华民族面临灭顶之灾。“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家、国、天下,一篇多么难写的大文章啊。
曾国藩自己也说过:“吾所过之处,千里萧条,民不聊生。当乱世处大位,而为军民之司命,殆人生之不幸者。”国事衰败,社会黑暗,百姓处在患难之中,想要施救,终究力不从心。因而觉得于乱世中做大官,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