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事情经不起琢磨，一深究发现其表面的现象和内核是两回事，甚至是背道而驰。有时我颇怀疑自己有思考癖，左思右想一番竟得出与当初相反的结论，到了令自己吃惊的地步。最近琢磨起拆迁这件事，发现很有嚼头，现写出来与大家分享。或许你看完后会莞尔一笑，或许会破口大骂。但这两点对我都有益处，前者是“赠人玫瑰，手留遗香”；后者是帮我找到类似于病态思维模式的症结，无异于求医问药。
　　对于拆迁我主要有四点思考，不妨雅称为“拆迁四考”吧。
　　首先是“微观抗争现象”。微观抗争现象不是一个准确的定义，但有找不到一个更合适的，只好权且用它。自从唐福珍自焚案以来，类似拆迁尤其是强拆中，这样的以一己之力争一己之利从而酿成悲剧的案件实在太多，有自焚的，有跳楼的，有在楼顶扔汽油弹的，最近又有村民自制红衣大炮，准备同归于尽的。
　　但凡这样的案例都有一个特点，他们反抗的不是整个拆迁制度，而是争取自己的具体利益。从哲学上讲，叫“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类人不牵涉到自己利益时，总是作壁上观，总是沉默。如果仔细跟踪或追溯，在他们利益损害以前，在网络上，在大众面前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即使那位在山东闹得很有名的某大报记者，似乎在他抗拆或拘留前，也不曾见过他痛斥强拆的大作。相反，对于强拆制度抨击的，往往是那些不相干的人，他们有的还是家道殷实的中产者，有的是很有声望的知识精英。其实，公正和良知就像存款一样，平时不储蓄，真到用钱时，就会囊中羞涩。
　　我对这类的人的认识，经历了义愤、同情和厌恶的三个阶段。如果整个社会没有公平，没有正义，那么个人遭受不公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如果平时不参与公平公正正义的维护，事到临头只有认倒霉的份。那种垂死前的挣扎，是连一只鸡雏都能做的。
　　对于不公正的拆迁，大多数人不从制度层面去反思，相反，好多人还想利用这样的制度力争多获得一些利益：比如多建违建；和办理人员胡搅蛮缠：还有请客送礼。殊不知，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即使使了一些小技巧，但获得的只是一些比较中的蝇头小利。事与愿违时，便呼天呛地的以死抗争，以致酿成悲剧。
　　类似这类不求大公平只要小利益的微观抗争文化，不止是在拆迁中，凡是牵涉到人们利益的每个领域无处不在。当雾霾、污染铺天盖地而来；当贪官“时进斗金”时，当城管在街头追打商贩时----我们发出声音了吗？
　　其次是“合力现象”。有一种现象，一开始我很不解，就是每次拆迁时，政府官员、一般工作人员、开发商老板、公安警察、城管、社区义工、街头地痞流氓、黑社会各级领导，等等，一起上阵，一同对付被拆迁户。这几种人，他们的职责、他们的社会角色根本不同，有的甚至是对立的，可为什么在这时结成同盟变成合作伙伴呢？
　　这个疑问一直挂在我心头，直到前不久看《美洲史》才茅塞顿开。
　　以西班牙为始作俑者的欧美列强对美洲殖民、掠夺时，国王、大臣、贵族、传教士、海员、平民、逃犯、流氓无赖、逃债者、妓女、麻风病、性病患者，等等，一齐涌到美洲，配合的是那么默契，步调是那么的整齐。是什么力量把他们拧成一股绳呢？是美洲宫殿里的金银财宝，是大片肥沃的土地，是昂贵的皮毛，等等，总之是物质利益，是财富让他们找到了合力。
　　再回头看看，那些可怜的被拆迁户，不正重复着二百多年前美洲大地上土著人的命运吗？
　　或许为了印证我的“合力公式”的正确性，就在我写这篇短文时，CCTV《非洲之旅》栏目正播放着这样的一个画面：在非洲大草原上，一只水牛血淋淋的倒在地上，狮子、老虎、鬣狗、天上的秃鹫、乌鸦、空中的苍蝇还有嗡嗡飞着针尖大的虫子、地上的蚂蚁一起扑来，在尽情享用这场盛宴。这些不同的角色，甚至是天敌的禽兽们、虫蚁们是那样的兴高采烈，是那样的和谐。
　　再次是“分羹现象”。每年的年初总有有关农村的惠民政策出台，所以中国的农民是幸福的。今年的“惠农政策”是提高土地收入分配中的份额。像在一个饭桶里打稀饭，本来是一勺子的，现在可以是两勺子甚至更多了，听起来叫人兴奋。不过也有一些专家眼红了，说部分农民可能一夜爆富。官员们的“一时暴富”（即一个小时内就可能暴富），知识精英们不眼红，穷惯了的农民忽然富起来了，却让他们羡慕嫉妒恨！
　　问题是农民真的能一夜暴富吗？在土地的分羹中，农民究竟有多大的份额？一亩地政府从农民手里征收多少钱？政府卖给开发商又是多少钱？开发商开发后又赚多少钱？这些帐本应是算得清的，在此不需要我饶舌。
　　有人说农民出让价是总价值的1--2%，有的说是4--10%，我乐观的估计是20%左右。就按20%算吧，惠农政策惠了30年了，怎么才五分之一？这让人想起了前苏联撑杆跳运动员布勃卡，他每年增加一点点，就0.5或1CM，而不是一次到位，这样他就可以不断地刷新世界纪录。每年增一点，每年农民都会山呼万岁，也真算是驭民有术吧。
　　宪法上说，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制，也就是说是全体农民共同所有的，这里可没有政府的份，凭什么政府就低价收购高价出卖呢？而且拿的还是大头。市场经济不带这样玩的！
　　顺便说一下，在此我们也能找到高房价的原因了。每间房子至少有一大半成本是付给政府的。难怪重庆市说土地储备若干，净增值若干。而且这样一个模式早就并继续向全国推广。前不久网上传闻，地方政府负债20万亿，而且这窟窿正指望让土地出让来填呢！看来房价还要继续在高速公路上远行。
　　解决高房价及诸多经济问题，只有一条路，就是“政府去公司化”，让政府退出实体经济。政府的职能本来就是制定、执行、监管市场游戏规则，而不是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话说到这个份上，那么就自然得出土地私有化的结论。农民才是土地的真正的主人，土地权应该回归农民，农民可以自主买卖或开发。包括土地所有权在内的所有私人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是市场经济的必备前提，也是进入现代社会的基本保证。否则，只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君主社会。
　　一群人把本属于你的蛋糕夺去，在分蛋糕的时候，告诉你你比以前的人多多了，还要你感恩戴德，不知道你会怎么看待这件事？反正我想到了这一层是彻底的晕了。
　　最后是“生命财产化现象”。生命是什么？生命与道义与财产相比孰重孰轻？对于这个问题先哲们是认真思考过的。思考的结果以文化的形式渗入我们的骨髓。研究这样的文化现象很有趣，那些在抗拆中自残自杀的现象，我们能在遥远的先哲们的思考里找到源头。
　　老子说“名与身孰轻？身与货孰轻？”虽然他没有直接回答，但他的哲学体系告诉我们，生命比名声重要，生命比财富更重要。所以由道家而衍成的道教就是专门讲究养生的教派。
　　可惜道家思想总是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儒学才是千百年来正宗文化。与老子同时代的孔子和比他迟一些的孟子，似乎并不认为生命是第一位的，因为有比生命更重要的是道义，是真理，是主义。孟子说，道义是熊掌，生命是小鱼，两者不可兼得的时候，只好舍去小鱼而收获熊掌了，即“舍生取义”。孔子又说，君子重义，小人重利。依此可以推导出，小人们是把利益看得比道义重要的，而道义又比生命重要，所以利益比生命更重要。
　　这世界本没有什么正人君子，有的都是世俗小人，故而对绝大多数人而言，财富是比生命重要的，如此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只好献出生命了。这也是儒学的精髓，这就是我要阐述的生命财产化的文化现象。
　　有生命财产化思想的不只是喜爱自残的小民，那些庙堂上大人们何尝不是呢？“三年自然灾害”死了那么多人，政治家门轻松地说叫交学费，生命在这里货币化了。从抽象的为某某目标奋斗、献身，到具体的拆迁时核发死亡指标，都说明钞票总能置换生命。难怪在拆迁现场，看到小民浇上汽油后，官员们开发商们总是发出轻蔑的微笑。在他们看来，那即将燃烧的不过是几张钞票而已，而他们将得到更多的钞票，这是一笔划算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