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亡一个惨，元亡一个冤。
　　宋的惨在崖山演绎到高潮，海上浮尸十万，阵痛流往后世。元的冤却源远流长。元帝国出世就带原罪，每一寸土地都用鲜血侵泡了无数遍。其他朝代也是尸骨累积起来的，然而它们大多数打着吊民伐罪的旗号，先在道义上把握了制高点。只有黄金家族把烧杀抢掠当着乐趣，玩着、杀着，就得到一个世界。蒙古秘史写道，成吉思汗对穆黎华等部将说，当着敌人的面强奸他的妻女，然后当着他妻女的面杀死他，这才是蒙古男人的豪情。元朝的冤是，当他们趣味变了，想干点儿正经事，讨好一下中原百姓的时候，百姓却不买账了，把他们赶回了漠北。
　　这件事就是治理黄河。从古至今，黄河给中原大地带来无数的灾难。任何一个王朝都把治河当作安定国家的要务。元朝不幸也摊上责任，即使国家政权衰至极点，还有贾鲁治河的故事发生。贾鲁，山东人，很有名的治河专家。京杭大运河以前和北京无关，是从隋唐的首都长安到杭州。延伸到元朝的大都北京，是他的杰作。贾鲁治理黄河，是中国治河史上一次重要的里程碑，至今还有人穷经皓首研究。他把黄河暂时治好了，却让元朝的统治崩岸了。
　　当时山雨欲来风满楼，召集几十万民夫治河，对元朝的统治非常危险。工部尚书成遵和大司农秃鲁坚决反对治河，理由是山东一带连年灾荒民不聊生，此时召集几十万人，造成的祸患会比水灾还要严重。然而，被时人称为贤相的脱脱坚决支持贾鲁治河。脱脱是有胆有识的宰相，既关注民生，也杀人如麻。他不相信为民办事，老百姓还会反对。他质问成遵：汝谓民将反耶？硬压住了反对派。可惜治理黄河的过程正好印证了成遵的推测，心怀叵测的韩山童利用迷信蛊惑人心，悄悄散布民谣，并派人在工地上做了手脚。民夫们天亮后在河床上挖出一个独眼石人，应了民谣，元末农民大起义就此揭开序幕。
　　假若元朝始终摆出阎罗王的面孔，还会有元末大起义吗？朱元璋说元统治失之于宽，这是深刻的教训。一个草原民族忽然间得到一个世界，他们的大脑还没能完全开发出来。打打杀杀完了，就不知道还该干些什么。汉人的治国理论博大精深，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百家纷呈，蒙古人很难学会，加之蒙古人太稀少了，把他们像辣椒面一样撒出去，也不一定保证沾上每个州县。于是，他们干脆选择了一个无为而治。
　　在中国境外，他们也是如此。金帐汗国的大汗从来不为那些斯拉夫人操心，管理各个部族，自有俄罗斯大公们各自负责。他们只需把金碧辉煌的王帐设在酷似故乡的哈萨克草原上，等着大公们源源不绝地进贡金钱宝物，还有大公们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俄罗斯成长起来后，虽然反过来一口口地吃掉他们，但吃不掉他们的灵魂，因为好多代沙皇都有他们的血脉。布尔什维克的祖宗列宁，也从外祖母那里得到他们的遗传。
　　其实，元朝第一代君主忽必烈就主张宽严相济。他把宋朝逼得跳海，转身又豁免饱受兵灾的江南三年税赋。岭南是最后占领的地方，也是民族关系最为复杂的地方，有元一代，反抗不断。仅广西一地，发生起义70多起，这在广西历史上是罕见的；广东仅元惠宗当政时，就有至正十六年漳州陈遂据揭阳称王；至正二十年三月新会县人林桂芳、赵良铃起事造反；至正二十年九月广东人欧南喜在清远称王；至正二十五年七月广东董贤举起义；至正二十六年正月循州钟明亮起义；元朝镇压下去后，一般只处理一两个为首的，其他协从者一概不予追究，没有因为维稳而大开杀戒。同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满清对造反者是杀得鸡犬不留。那个被人称之为海上苏武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在镇压大成国农民起义时，每天杀人数百，连杀几个月。广州城上空飘散的血腥气，连外国人都受不了了，吃饭就呕吐。
　　元朝社会环境宽松，在文化上也体现出来了。元朝孔齐的笔记《至正直记》有一条记载宋遗民梁栋因作诗被仇家诬告，说他讪谤朝廷，有思宋之心，最后礼部判决说：诗人吟咏情性，不可诬以谤讪，倘使是谤讪，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这是一种大气，远非动辄就是文字狱的明清两代可比。元代文人的自由空间很大，政府完全不插手创作，没有什么清污和反自由化。忽必烈也看杂剧，几次招戏剧班子进宫里，从来只抱有欣赏的目的，没见他干涉和限制作家，发表什么座谈会上的讲话。元杂剧由此而发展成为严肃剧目，元曲也成为与唐诗宋词并列的元代文化招牌。一个入主中原的草原民族，统一全国只有几十年时间，能为中国文化作出这么大的贡献，是独一无二的。究其缘故，仅两个字可以说明原因：不管。
　　仅凭这，我们也应该认可元朝是中国的正统。毕竟中国不是血缘的中国，而是文化传承的中国。
　　元顺帝逃回漠北后，一定很懊悔。我们在中原做了这么多好事，而且还在做好事，为什么把我们赶出中原，这是不是太忘恩负义了。早知如此，坚持铁血统治，软硬一起抓，两手一起抓，还会失去江山吗？
　　然而，他想错了。并不是他们统治宽松了，中原人民还容不得。而是骨子里的傲慢，消除不了民族间的仇恨。压迫有时候不是肉体上的，仅仅是意识上的歧视，就能点燃燎原之火。
　　周作人深恶痛绝闹洞房的民俗，他认为就是元蒙时期初夜权演变的恶习。新婚那夜，很多亲族男子群集新房，对新妇尽情调笑，无所禁忌，闹出许多尴尬，甚至有的新娘觉得受了侮辱而自杀。据他说，古汉人没有这个传统。认为元蒙行过初夜权的大有人在，如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等，后者都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不会朝兄弟民族身上泼脏水。
　　然而，也有人持不同观点，如台湾著名元史专家萧启庆先生。他考证出元代汉人约为一亿，而入居中原的蒙古族人至多不过三十余万，汉蒙人口比例为3333333：1。他和持同一观点地人反驳对方道，悬殊太大，如何行得初夜权？汉族把血缘看得很重，如果真有此事，闹得天怒人怨，元朝还统治得下去吗？元朝是拒绝汉化的，在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王朝中，远远比不了鲜卑北魏，比满清也差。十几代皇帝里面，只有忽必烈略通汉语，其他人上朝都要依靠翻译，才能与汉臣讲话。他们为了保证自身的血缘纯正，只会限制蒙汉通婚，难道会使用初夜权，把自个的血缘搞乱？
　　问得有道理，人一辈子只有三万天，十辈子都过不完夜夜换新娘的日子。可是萧启庆们把比例计算错了，一亿比三十万，正确比值是333：1。况且不是娶小老婆，而是只享受初夜权。333人中，除去已婚的年幼的，估算一年也只有一二十个新娘，每人陪他一到三夜，也就六十夜而已，不至于精尽人亡。对于不漂亮的，他还可以放弃，难道新娘家人会因此而提抗议？
　　蒙古人在汉地究竟实行过初夜权没有？公婆都有理，理由都不充分。诚然，正史没有记载，只有野史和民间传说，但没有正史记载也不能说明其不存在。蒙古人把人分为四等，正史也没有记载，只来自于屠寄的《蒙兀儿史记》。屠寄是清末民初人，写的同样属于野史，但为史学家们所采用。我不搞史学研究，手头没有更多的资料，无法判断谁是谁非。但我认为，即使没有十足的依据，出于理性的思考，蒙元时期的初夜权也不能断然否定。汉人把血缘看得很重，但把隐忍学得更好。解放前夕，苏北就实行过初夜权，佃户嫁的女儿和娶的媳妇，必须先陪东家三夜。在不同意就收回田地的威胁下，也不见有多少人反抗。如果不是土改，这个陋习还会流传多久，只有天知道。在生存和贞洁的取舍下，绝大多数人还是无可奈何地选择前者。对草原民族来说，更是把血统纯正不当很大一回事。铁木真的大儿子术赤，就是他的仇家脱里脱阿抢走他的老婆，和他的老婆生下的，他照样当亲生的看待。封汗国时，得到了水土最肥沃的中亚和东欧大草原。崖山海战蒙元的统帅张弘范，是汉人，早就与蒙古贵族联姻了，可见元朝没有蒙汉通婚的禁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