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在海康给乃兄苏轼去信，极为气馁地说：民亦甚惰。这个刚正不阿的前副总理，出口就伤了所有百姓。百姓懒不懒干你屁事，你早就下台了，下放到五七干校，正在接受贫下中农管制改造，领导阶级的事是你能管的吗？我坐在金沙洲珠江边的石凳上，看到苏辙传上的这四个字，忍不住笑了起来，不禁为这个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大才子捏一把汗，这家伙迟早还要吃亏。
　　百姓懒惰，其实根本不能叫懒惰，而是条件优越产生的舒适。他们出生就打下红五类的烙印，有一个含金量极高的户口簿。他们的祖先找到一块福地，就和今天的沙特阿拉伯一样，生下来就抱着石油黄金，可以不劳而获。如果苏辙看到现在的当地人，不知还要发出什么感慨。
　　他们出生在城市里，最差的也做管理拿高薪，高尚的体力劳动岗位，留给千千万万的外来打工者。出生在农村更好，仅靠房租就活得有滋有味。所以他们有资本坐在餐馆里，从从容容喝早茶喝到日上中天，接着吃午饭，然后再安安逸逸喝晚茶，边吃边聊张家补偿几百万，李家换来几套房。无需把酒话桑麻，这块肥沃的土地，借用当代一句诗说，只长楼房不长禾。当然，在郊外的路边，或是污水渠斜坡上，还能见到小片的蕉田，这种农作物不用殷勤看管，是不愿做工商奴隶的人们偷偷种下，能不能收到果实，不是看天色，而是看城管的眼色。
　　如今这些只作果点的香蕉，在苏辙时代，还是岭南的主要作物。人们收获之后，捣碎晒干，贮存起来当成主粮。别认为水果不能当饭吃，香蕉饭至今仍是一些热带国家主食。比如乌干达，正餐吃一种叫做马托基的饭。马托基是以一种不甜的香蕉为原料，剥皮捣成泥状，蒸熟后拌上红豆汁、花生酱、红烧鸡块、咖喱牛肉。吃过马托基的人，普遍称赞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饭。
　　岭南是香蕉的原产地，还有几十种热带亚热带的水果，都能果腹。果腹这个词汇，直接来源于人类的童年记忆，遍地都是伸手可得的食物，凭什么非得要百姓脸朝黄土背朝天辛苦劳作？苏辙应该知道，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稀少的人口之间，维持著一种天然的生态平衡。宋朝灭南汉，得户籍不足百万人。物产丰富的岭南大地，每平方公里撒不下两张嘴。常常前门口树上的荔枝还没有吃完，后门口地里的菠萝又成熟了，再远几步的木瓜龙眼等，如果不是想尝鲜，就让山上的猴子和鸟雀分享。那时没有电脑手机消费，又无需代价高昂的衣物取暖，劳动的所有指向都是一口食。得天独厚的岭南人，从不为一口食犯愁，你还能让他们干什么？
　　可从秦汉以来迁徙的中原人，五脏六腑习惯于五谷杂粮的磨砺，他们要吃淀粉植物，官家也要完粮纳税。只有相对容易种植和保存的稻米，才具备这种功能。新石器时代晚期产生的稻作农业，是在这种状况下，极为缓慢地延续和发展到了宋代。看一个数据就知道了，南汉国要养活一二十万人的军队，加上几万名公务员，甚至还有两万多名太监，没有大量的粮食储存是不可想象的。身体素质很差，劳动能力也很差的岭南人，才因社会的需要成了农民。但是懒和差的恶性循环，必然影响著稻作农业的发展。
　　按照苏辙带来的内地眼光，这些农民都不称职。你看他们怎么作田的？靠天下雨积水地上，春耕时驱赶群牛践踏地中，踩成熟泥，然后撒种其上，即可有收。至于能收多少，只有天才知道。好在岭南气候适宜，很多地方是无月不种，无月不收。比如广西钦州的月禾。即二月种早禾，至四五月收；三四月种晚早禾，至六七月收；五月六月种晚禾，至八月九月收。而钦阳七峒中，七八月始种早禾，九月十月始种晚禾，十一月十二月又种，所以叫月禾。按现在的专业名称，就是双季稻、三季稻。
　　这种牛踏地的耕作方式，比刀耕火种进步不了多少。岁月静好，岁月徘徊于世外桃源，走不出昏暗的时间黑洞。多少代人没有见过烈日和冰霜，陶醉于简朴的生活方式。幸福地玩儿种田，享受地打着瞌睡。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瑶山还能见到头缠布巾的汉子，驱赶着牛群踩踏着水田，把水田踩成镜面，然后女人端着簸箕仙女散花似地撒种。好在宋代的岭南耕牛甚多，牛的劳役却不多。不要以为岭南的牛很舒适，没有劳力付出，就要付出性命。长期以来，岭南地区流行著杀牛祭祀的习俗，尤以海南为甚。当地人病不饮药，杀牛以贿赂鬼神，保佑平安。流官们就曾见过当地某富户生病，一次宰杀十数头牛。大量屠杀成就了当地的牛皮市场，牛皮也成为官府收税的抵押物。幸而那时到岭南的官员不爱吹，这么多牛皮吹破了可就不值钱了。
　　即便是一年三熟，稻米也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苏轼就有日啖薯芋以取一饱的经历。盖因国家统一，北方人口大量流入岭南，到苏氏兄弟贬谪的时候，据南汉灭亡仅仅百多年，户籍人口即增加六倍。少量人口与丰富资源之间千百年来维系的简单平衡，被人口压力所打破。大量荒地被开垦，社会发展的变化在农业上得到体现。宋代岭南地区的稻作整体上仍然落后于江南地区；但在外来移民的影响之下已然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时也保留了有自己原有的一些特色。到了南宋，人口规模更是达到农耕文明的极限，逃避宋辽、宋金、宋元之间战火的灾民，塞满了岭南大地。野外的自然食物退出主食行列，稻作农业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历史终于走出误区，把散漫落后的岭南农业，带入精细耕作阶段。
　　这个进步的过程很是缓慢，长达两宋近300年也没有完成。然而今天看来，进步却非常之大。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没有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发展农业只能算纸上谈兵。唐代之前的岭南，几乎没有水利工程。唐代增城修建石陂，溉田百把亩，即为破天荒的大工程，全县为之敲锣打鼓庆贺，知县因此而升官。只有在宋代，国家用工商业税收反哺农业，岭南方能呈现出新的面貌。与前代相比，宋代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不仅数量多，分布广，而且规模颇大。仅广东一路，宋代就兴建了44项工程。规模较大的就有东芜福隆堤、雷州何公渠、戴公堤等，筑堤围万丈以上，溉田面积均达数千顷。
　　在宋代当个农民是舒服的，以农为本的社会，国家把农民的利益看得很重。宋代财政收入又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以工商税为主的朝代，对农民的盘剥更轻。除了地方官政绩是与三农直接挂钩外，中央每年都向各个州县派出劝农使，不仅鼓励农民垦荒种地，劝农使还具有现场断案的权利。即便有受到欺压的底层百姓，也极少有像秦香莲那样跑到首都告状的，劝农使就是钦差大臣。没有包拯惩罚皇亲国戚的胆量，收拾几个横行乡里的恶霸地主，打击几个欺行霸市的地痞流氓，劝农使还是比较称职的。岭南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也就在国家制度的保障下焕发出了来。如同抽丝剥茧一样，岭南农民渐渐显示出中国农民的同一品性，勤劳而坚韧，能在任何环境里生存。
　　自然，岭南农业的进步，也离不了苏辙、黄庭坚等贬谪流官的贡献。岭南的牛皮市场，是因他们的上书而取缔，保证了农田开发需要的大量牛力役使。水车的使用，也是他们从内地引进，改变了完全靠天吃饭的种田方式。苏轼竭尽全力在惠州推行秧马，并通过知交好友、上司同僚以及贬谪官员向岭南其他地方推广，减轻了水田的劳动强度，提高了功效。秧马的使用，也证明了在他们那个时代，除了交通闭塞的山区，水稻的移栽技术已经逐渐普及了。这是水稻生产摆脱原始的漫天撒种方式，走向丰产的关键一步。苏辙的后辈老乡，北宋唐庚也曾贬谪惠州，他在罗浮看到过秧马，并作诗记录下来：
　　拟向明时受一廛，著鞭尝恐老农先，
　　行藏已问吾家夆，从此驰君四十年。
　　环境是改变人的决定因素。为苏辙所瞧不起的岭南人，在农耕路上大步追赶着中原和长江流域的同行，而且流露出独特的个性。苏辙之后两百年，地狭人稠的珠江三角洲，配合着商品经济的萌芽，开发出独具一格的农业经营模式：基塘农业。他们将低洼地挖成池塘，挖出的塘泥做基堤，基堤上种植果树、甘蔗、桑树、花卉等，既能防洪，又能增加收入，而农作物在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物料，也可投入池中作为饲料，具有生态特色。这是另一篇文章的探讨内容，此处就打住了。此篇最后提一件事，苏辙亲自下田拔秧，为海康父老做示范。他坐在秧马上，唱着乃兄亲自选定的秧歌，脸上溅满点点红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