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腊月的，社员们除了挖煤，天气好时也出工伺弄田坎，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我们也熟悉了环境，和社员们混得也比较熟了,没出工时就到张家李家的串串门，不知不觉也到了年关。由于才来不久的原因我和扬德兴准备就地过年，回家也没啥意思，(特别是扬德兴更不想回去)，还得花路费。刘永明倒是在腊月二十就走了，那个时候农家的年都过得比较简单，三十多户人家，只有两三家人养了年猪。那时可不兴自己宰杀，必须卖给公社，再由公社宰杀后按规定返还很小一部分给养猪户。在那个年代，社员们的日子过得是非常艰难。有的人家一年到头难得占腥。还好，我们第一年是由国家供应粮油副食，每月有一斤肉的定量，由生产队给我们保管钱，每月给我们十元钱的生活费，第一年我们随社员们一起挑粪犁田，栽秧打谷，除了挖煤，什么脏活累活都积极地参加，尽量地表现自己。第一年的日子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度过了，年底决算我挣了近2000个工分，扬德兴挣了有3000多个工分，刘永明1500多个工分。可是2000分才值60来块钱，分口粮还得拿钱出来找补。没办法，国家拨给我们的专款，除了每人还有100元建房费外,其余的也用完。这时我们找到队长和会计，商量是否用建房费来补口粮款？队长和会计也不敢表这个态,只好把我们的欠款暂时挂着。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子开始一步一步的艰难，要我们归还欠款也是不可能的了，最后我们还是亏空了全部建房款，所以新房就一直拖着没建，76年招工回城我也是在猪圈和社员们告的别。
　　八、锅儿是鉄铸的
　　地处四川盆地南缘的叙永是川滇黔三省结合部，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的平均气温17°左右。矿产资源十分丰富，煤、硫、鉄、石英砂矿遍布全县。林业资源也有川南林乡之美誉。但是在以农耕为主的那个时代，耕地面积少得可怜，特别是水田更少。而且土地十分贫瘠.至今叙永县在全国贫困县的花名册上任然赫赫有名。当然，改革开放后也有部分先知先觉的农民，他们承包了所在的煤厂或搞了其它副业，的却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上面我提到的“江来耀”的女儿就承包了几个煤厂，现在是后山镇乃至整个叙永县都是数一数二的首富，据说其资产也超过了千万。
　　年终决算,我们仨分得谷子580斤，包谷240斤，杂粮80斤，红薯土豆1500斤，其中：谷子、包谷，杂粮一比一折算，红薯土豆一比五折算。合计折算1200斤。我们平均每人一年的口粮400斤。因红薯和土豆要用地窖储存，还得要有一定的经验，我们既没有地窖又无经验，所以我们要求队长给我们换成了300斤谷子。队长和社员们也还通情达理，满足了我们的要求。要知道，农村的口粮是按人头来分的，工分粮占的比例很小。所以说，孩子多的人家往往日子过得还舒坦些，饿饭的往往都是些壮劳力家庭和单身汉。第二年国家也停止了我们的粮食供应，再也没有每月10钱的生活费了，全靠家里接济一点。刘永明的家境比较好，每月有10钱的进账，我每月也有5元钱。老大扬德兴基本没有得到家里的资助。但他在我们这个小家庭中处处都以身作则，家务活基本都是他挑大头，所以我们基本未分彼此，相处得很融洽。一晃到了秋天。田里的稻谷也开始抽穗，估计还有半个月就可以收割了，坡上稀稀拉拉的包谷也基本成型，吐出的须毛粉红粉红的。大概是10月中旬吧，刘永明招工回城去了。这是我们下乡后的第一次招工，也是从68年知青下乡后的第一次招工。时间是1972年10月。我们公社走了十几个，本大队走了三个，虽然他们招工走了，我们留下来的不能说不羡慕，但绝对不是嫉妒，对于他们的招工回城，起码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刘永明虽然走了，但我们相处近两年的感情和友谊还在继续，他走后按理因该和队里作决算，拿走他的劳动所得，可是他把全部家当都留给了我们。这对于即将断粮的我们无疑是又多了一分保障。他回城后几乎每年都要回生产队来看我们，时不时的接济我们一点。直至现在我们仨的友谊都是牢不可破的。自他们那一批回城不久，也可能是林彪叛逃事件给人们心灵上带来的震撼。知青们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复杂性和隐蔽性感到十分的茫然，以及现实给他们所带来的郁闷和彷徨。逐渐对参加劳动来表现自己也不再那么积极，开始三个一群，四个一伙的到处流串。打架斗殴，偷鸡摸狗的事常常发生。农民们见了知青既恨又怕。有时也是一种怜悯。大队干部公社干部强奸、诱奸女知青的事也时有发生，知青们对大队干部、公社干部大打出手的事也常常发生。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知青和农民之间几乎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曾说：“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
　　俗话说的好：一根田坎三截烂，老大扬德兴虽说在农村呆了8年，还差点赔上了性命。可奠定了他吃苦耐劳的精神品格。1978年他最后一批回城，拖着一个农村户口的老婆和两个孩子，仅靠那点工资无论如何都是养不活的，所以在单位呆了不到几个月就辞职下海了，虽说他没有文化，可他凭着一股子拼劲及和气待人的品性，在商海中渐渐站稳了脚跟。他就是我在第二章中介绍的我们46人当中最成功的一个，刘永明在03年下岗后。至今还在扬德兴的公司打工镶饭碗。这已应了“好人有好报”的至理明言
　　九、9.13事件后
　　林彪9.13叛逃事件后，阶级斗争的那根弦也没绷得那么紧，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的例行功课也自然取消。就连毛老人家最亲密的战友，他自己钦定的接班人都等不得了，要抢班夺他的权.....？
　　由于这一事件的突然，犹如给国人当头泼了一瓢冷水，从此人们对政治也失去了原有的那种狂热。这对当时的人们来说：还是敢想而不敢言的事情。贫下中农们也不例外，在批斗地、富、反、坏、右时也不再那么凶神恶煞，上边的指示来了充其量也就走走过场，敷衍了事。形式一过照样该干嘛干嘛。紧接着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活动开始猖獗，“批林批孔”运动甚嚣尘上，老百姓们也只好迫于无奈而随波逐流。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错综复杂让人们理性的认识到自己被人玩弄于股掌间的无奈和渺小。
　　广大的知青们从经受文革动乱的历练一直到现在才慢慢地悟出了一点道道。招工和当兵回城是知青们唯一的企盼，但往往事与愿违，要知道，那时的招工指标基本上是由用人单位指名点姓的，只要你没有特别的劣迹都能如愿以偿，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政治表现好与不好之说。当兵也是如此。这当然是一场权力，金钱、和智慧的较量。但凡有点背景的知青则大多数时间都溜回城市，寻找机会以逸待劳。更有甚者，下乡来镀一层金，混上三五个月就当兵或招工走了。但凡有点文化又苦于没有背景的老知青们，开始担忧起自己的命运和前途。有点抱负的群体开始集中在一起研讨人生，设计自己的未来。一部分人则破罐子破摔。
　　先知先觉者们开始重新捧起丢弃多年的书本。1973年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尽管是社来社去,可这一丝曙光，也让多少有点文化又苦于没有其它门路的“老三届”们欣喜若狂。要不是（也可能是阴谋家杜撰的）张铁生交白卷，可能恢复高考不至于延迟到1977年。我们本大队有两个是68年来的“老三届”，我也常有意识的到他们那儿去伙倒耍，有意识的向他们借一些书来看。哈哈！自己都好笑，一个“小本”生哪里看得懂什么“三角函数”，我连“等式和不等式”都搞不懂，更不要说“一元一次，一元二次方程”了。总的一句话，除了能把一本小说基本读得完以外，其他的什么都看不懂，呵呵！我这不是自讨没趣，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