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约有百把人团团把我们围住。他们叽叽喳喳评头论足的声音伴随着惊异的眼光瞅着我们。时不时能听清两句，“伊尔哪：你看：那个好小哦！分明还是个娃儿吗？”只听一个比较年长的老妇说：（后来才知道她就是我们队长的老婆，我们都叫她----刘婶）队长把我们一一向大家作了介绍，最后又给我们介绍了副队长---老根叔，妇女队长---徐姨等等。我们都一一微笑着和他们点头。（那时好像还不懂得握手）围观的社员陆续散去，这时也接近午夜。我们被领到了邻居黄大伯家隔壁，也是我们的临时住处，其实是由保管室暂时藤出来的一间大约二十来个平方米的木板房。丢下行李后，回到黄大伯家，开始了我们来生产队的第一餐。晚餐还算丰富，虽没有肉，可队长和社员们是用了心的，他们准备了山里人招待贵客的豆花，队长特意吩咐为我们炒了一盘鸡蛋，两个蔬菜，一小甑子包谷饭。（山区田少土多、社员们的主食以----包谷，红苕，土豆为主）就当时来说：算是最高规格的待遇了。也许因为我们三个都是男生，队长还为我们准备了一罐他们自酿的包谷酒，每人给我们斟了一小碗。在队长和社员们热情的期待中，我们略作推辞也只好从命，我端起酒碗送到嘴边，轻轻的抿了一口，一股浓浓的甘冽直冲喉咙，顿时呛得我干咳了几声，脸也涨得通红。（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喝酒）惹得队长和社员们哈哈大笑。而此时的我们也不再那么拘束。在和谐的氛围中我们很满足地吃完了这餐饭。杨德兴摸出两包廉价的经济烟从队长开始挨个发完，顿时满屋火星点点烟雾袅绕。正在欢愉的寒暄中不知是谁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要我们仨唱首歌听听，扬德兴是我们中的老大，他站起来说：“叫思安给你们独唱如何？他的歌唱得还可以！”我也不好推辞，腼腆地站起身来，清了清喉咙，一曲清甜的《抬头望见北斗星》从我的小嘴中倾泻而出，歌声刚落即刻换来一阵热烈的掌声。在队长和社员们的起哄下，我又为他们唱了首
　　天上布满星
　　月牙亮晶晶
　　生产队里开大会
　　诉苦把冤伸
　　万恶的旧社会
　　穷人的血泪恨……
　　随着歌声的结束，从此也开始了我长达6年多的知青生活……
　　六、艰难岁月的开始
　　由于我们的到来，是乎给寂静的山村带去了一丝欢乐和希望。淳朴的社员们拿出十二分的热情和我们天南地北的侃，一直闹到两三点钟人们才念念不舍地散去。我们也开始整理床铺上床睡觉，也许是喝了茶或者是新的环境原因，躺在简陋但温暖的床上翻来覆去总是睡不着，我小声地问：喂，你们睡着了吗？睡着个屁，是永明的声音，这时扬德兴也翻过身来说，睡得着个球啊！我起来点亮了煤油灯，我们都傻呵呵的笑着，索性都斜靠在自己的床头。天南海北的闲聊。虽然我们都住在同一个城市，又是一个居委会的，偶尔在街上碰着也打个招呼。一个系统的职工子女，但彼此都不是很熟悉。只是在离开家乡的前几天碰过头。每个人的经历都有所不同。索性我们就来一个酣畅淋漓的自我介绍。扬德兴、1951年生，男、19岁。一米六八的个子，属中等身材。两只深邃的眼睛炯炯有神，好像对什么事情都看得开，无所畏惧。总给人留下一种玩世不恭的感觉。父亲于69年去世，母亲是家庭主妇，兄妹五个，大姐早嫁，偶尔给家庭一些贴补，还有个弟弟。一家四口的生活基本上靠大哥在单位的工资拿回家养活，由于家庭环境所致，他只读了一年小学就辍学回家拣柴拣炭花贴补家用。本来象这样的家庭是应该作为特困户留城给以照顾解决工作的，不知怎么他也随我们来到了农村。而一呆就是整整8年，还差点把命丢在了那个使人难以忘怀的第二故乡。刘永明1952年生：18岁、男、69级的初中生，刚刚跨进中学的校门，也就是说是个完整的小学毕业生。父亲是本系统某单位的书记，他呆了不到两年就招工回城了。而我，则只有16岁，小学刚读到“小数点对齐”和最后一节“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的语文课，就再也没有进过学校的大门。具体是小学几年级我也弄不清楚。1970年，文革后的第一次初中统招，因超龄而被拒之于中学的校门外。聊着聊着......我们都渐渐地进入了梦乡！“睡梦中的我露出甜甜的微笑,说是我来农村后不怕脏不怕累，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一年挣了3000多个工分，在全公社的知青中是最高的一个，因此而得到了公社领导的表彰”。我正喜滋滋的做着美梦，嘴角露出一丝傻笑。扬德兴过来推了我一下说；“快起来，天都大亮了，睡着了都在笑，啥子美梦把你给乐得，走，我们出去看看，熟悉下环境”。因我们下乡时正值农闲，社员们都在家闲着，这里都是吃两餐的习俗，（主要是为了节约粮食）所以农闲时11点钟前基本是看不到人的，就连场镇上的商店和机关都要11点才开门营业和办公。
　　我们仨穿戴整齐，开门后正在洗漱，一个衣衫褴楼的小男孩对我们说；知青哥哥过来吃饭了，哦！这不是黄家的二小子吗？，我说；你叫啥名字？“文明儿”哦!你叫“文明儿”昨天那个黄大伯是你爸爸吗？“嗯；是我爹”，你家有几口人哦？我们边走边说；“我家有六口人，一个奶奶、爹妈、姐姐、我、还有个小弟”。说着说着我们也来到了黄家，只见一排松木夹壁的小青瓦房，一共七间，不失山区农村那种古朴的典雅。这排房子住着两家人，一是黄大伯家，二是贫协主席老杨头两夫妇住了两间。据说这房子是地主江来耀的，一家三口现住在村南边的两间草房里。膝下一个女儿出落得水灵灵的，是远近文明的美女，后来嫁到山下煤矿一个比较殷实的家庭。改革开放后成了当地的首富，前年我们回去还在她家的洋楼住了两个晚上。
　　早饭是碾碎的包谷粒掺和着大米甑的干饭，一盘炒鸡蛋，一个酸菜汤和一碟咸菜。这么丰盈的早餐，我们在家也没享受过的待遇，可见这山区的农民是多么的淳朴厚道。你看，他们自己就是几个烤土豆或红薯就算是一顿早餐了。所以，我们特别地感动，也非常地过意不去。尽管我们住在城里，我们也是穷家子弟出身啊。看他们津津有味的咬着手里的红薯或烤土豆时，总觉得不好意思。但好景不长，队长也派人给我们准备好了家当，腾出了养猪的茅屋给我们作栖身之地。1970年12月16日这天我们正式搬进了新家。真正的知青生活开始了……
　　七、翻新的猪圈---栖身之所
　　原生产队的猪圈成了我们栖身的住所，虽说是简陋的茅屋，但经过翻新，勉强还看得过去，因多年没养猪了，屋里非常潮湿，屋角的苔藓依稀可见，堂屋当中的火炉燃得正旺，屋角堆了约四五百斤煤块，屋内青烟袅袅。生活用品和生产用具井然有序的摆放在着，左侧墙角的三挑粪桶和立放着的三根扁担，让人很快联想到自己的身份。队长在屋后右侧给我们划了一块自留地，并吩咐社员与我们一道平整了土地，适时种上了时令蔬菜。队长说等下半年在给我们盖新房，
　　队上有个小煤厂，基本上是自产自用，也外销部分，买主都是附近生产队的，煤太便宜了，论船卖，不用称的。这船是藤条编织的，是专门用来运煤的，一船的重量大约在三百斤左右。五毛钱/一船。农闲的时侯，男劳力基本都在煤厂挖煤，挖煤是非常艰苦的，基本上一丝不挂，最多用一块汗帕围住下身。挖煤是以产量评计工分，另外每天有两毛钱的补贴，多的一天能挣三十分，那时我们的劳动日才0.23/天，啥子概念？也就是说；最多能挣0.69元+0.20=0.89元/1天。这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伤亡事故。责任还得自己担着，医药费也得自己负责。扬德兴的胆子大，他经常和社员一起进洞挖煤。记得是我们下乡的第二年，秋收过后，队上的煤厂坍塌。造成两死一伤的重大事故，幸好那次扬德兴刚好出洞，要不他在洞里的话，非死即伤。自从那次事故以后，扬德兴再也不敢去挖煤了。我特胆小，有一次我麻着胆子试过一次，可还没走到一半我就退出来了。不到一米高的通道，整个人几乎是匍匐着前行，木头做的横梁和撑木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就那么一次，使我对采煤工人有了一种特殊的敬畏之情。本来生产队给我们的燃煤是免费随便用的，烧完了自己去背。自那以后，我每次去背煤，我都要求他们把钱收下，当然他们无论如何是不会收的，因不合程序又不好做账。后来我就干脆时不时的买点香烟去招待大伙。只有这样做了，我的心才能得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