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根子
　　五队的养牛棚离庄子有四、五百米远。那里本来是生产队里的打谷场，河边有两间公棚，每年夏秋两季没完全晒干的粮食就临时屯在公棚里，到了冬天，应上缴给国家的征购粮、超产粮任务完成后，场头的公棚就空了，存放社员过冬口粮的仓库在庄上。空下来的公棚正好用来作养牛棚。在苏北农村，耕牛在冬天是没活儿干的，虽然牛们从春耕到秋播累死累活差点倒下再也爬不起来，但只要捱过秋播不被淘汰（宰杀）就会有一冬天的好日子过。队里会安排一个饲养员专门服侍牠们。
　　负责养牛的人叫桩根子，姓陈，其实他是有大名的，不过从小被人喊惯了，没人知道他的大名，就连队里的记工分的本子上姓名也是陈桩根。庄子上还有两个人叫桩根子，因为不在一个生产队，也就难得被人喊错。大家都知道凡是名字中有个“桩”字的人都是送桩子生下的男孩子，送桩子是我们那里的一项民俗，如果有一户人家开始一连生了两、三个女孩，到了正月十六的那天晚上，就会有几个人从男孩多的人家倫一根木桩用红纸包着送过去。收到桩子的人家要点烛焚香敬菩萨，还要招待来人一顿酒饭。如果那一年歪打正着生了个带把儿的，孩子的乳名就叫桩根子或者叫桩伙。因此，叫桩根子的男孩大都是家中的稀缺品种，从小都会受到父母和姐姐们的宠爱。不过本文中的主人公可不是一个“惯宝儿”，因为在他后面他的妈妈又接连为他添了两个弟弟。眼下两个姐姐已经出嫁，弟弟们还小，爸妈的身体又不好，他只上了三年小学，就成了家中的小劳力，没过几年就顺理成章地成了队里的大劳力。
　　桩根子的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富农，其实严格地划分只能算是富农子女，因为在土改时他父亲还未达到18岁成人的年龄。在那阶级斗争为纲“宁左勿右”的年代，干部大都希望队里多个把“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的简称），因为四类分子听话，比贫、下中农更好管理。于是村里开到阶级斗争忆苦思甜的大会也就少不了要将他押到台上去“示众”。本来只能算是富农孙子的桩根子也就升格成了富农子女，好在他生来就是个“做”的命，并不想当兵升学当干部。他十三岁就给队里看牛，十六岁就会用牛耕田、打场。这个冬天本来并不是派他养牛的，那个年年养牛的五十多岁的老头突然查出肝癌晚期，队长就叫他的爸爸养，叫他上大型河工去挑河。他爹妈听人说今年的河工任务很吃力，是一条老大河的拓竣工程，每一担土都要爬高，他那年才19岁，因而都舍不得让他去，怕他少不经事，挑“伤”了，一世之害。那时上大型河工的人不好找，队里交下的任务回不掉，他爸爸只好与他换，叫他在家里养牛。他爸爸身体不好，心想，先挑些日子看看，挑不动再说。他说：“过些日子我去换你，我还不高兴整天限在牛棚里与老牛作伴呢”。
　　养牛是生产队里的“固定工”，每年约有五个月的时间，活儿倒是不太重，就是二十四小时都要盯着，软苦。每天清晨的第一件事就是牵牛到河边喝水，这项活计叫“马牛水”（方言“马”即“给”，作动词），马牛水的地方叫“牛缺口”，是牛的专用码头，是用碎砖碎瓦填起来的。天一亮就要起身，绝对不能延误，因为牛有一大堆出窝屎，去晚了就会拉在牛棚里。有时天冷河面上上了冻，养牛的人还要用一个叫打冻郞头的专用工具将冰面上打一个洞让牛伸嘴喝水，今年队里有三条牛过冬，因而要打三个洞。这样的“功课”一天要做三次。每天还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揲牛草（“揲”字音同“迭”其本意是折叠，方言意为抽取，将草堆上的草一把一把地抽出来就叫揲草），揲草是个很费力的活计，草堆特别高大，那是队里四、五十亩田的早稻草，堆得非常紧密，要将三条牛一昼夜吃的草一把一把地抽出来再抱进牛棚要费一、两个小时的时间，不管多冷的天，都会出一身汗。
　　只有每天吃三顿时才能上庄回家，没事也要在那里守着。没事的时候就搓草绳，搓绳是养牛人的一项副业，搓的绳给生产队可以拿到一些额外的工分，同时又是一种打发寂寞的方法。每天夜里要起来等两次牛尿，用尿桶接尿时还要不停地发出“骚，骚”催尿的“牛语”。好在牛棚里并不太冷，土墙草屋密封得好，再加上三条牛身上散发出的暖气，虽然外面的旷野中北风呼啸，牛棚里却温暖如春，美中不足的是屋里骚气味太浓烈，没养过牛的人在那里是没法呆的。
　　桩根子虽然个头不算高，但面目长得挺招人喜欢，国字脸，大眼睛，稍厚的嘴唇，一副憨厚的表情。那时农村中的小伙子到了这样的年龄，有的已经结了婚生了孩子，没结婚的也大都有了对象正准备办事。庄上有个热心的媒婆也曾为他牵过几回线，但都因为家庭成分没能谈成。当然还有一些其它方面的原因，他是家里的长子，后面还有二个弟弟，眼下穷，将来负担更大，人家担心女儿嫁过来没得好日子过。桩根子对这事不着急，他心里有个人，他想，如果这个人还谈不成就打一辈子光棍。像他这样的人家，要想弟兄三个都寻到婆娘是不可能的，总要有人打光棍。
　　二、翠丫头
　　桩根子心里的那个人就是翠丫头。
　　翠丫头是本队里的一个姑娘，大名叫李翠贞，与桩根子同一个生产队，住在同一条巷子里，从小一起长大，比桩根子小一岁，都是刚解放那会儿生的，算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他们一起上了三年小学，桩根子不上的那一年，翠丫头也停了学，她是家中的长女，后面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那年头都这样，大人要天天上工挣工分，大一点的孩子就会成为家里的好帮手。翠丫头个子不高，虽然那时候没什么好东西吃，但还总是养得白白胖胖的，不过胖得并不丑，那时长得丰满些的姑娘不多，人们的审美观点仿佛回到了以胖为美的唐朝，都说“一胖遮三丑”。她圆嘟嘟的脸盘上长着一双会说话的眼睛，两根羊角小辫调皮地翘在脑后，样子很活泼、秀美。能干自不必说，没有那样农活能难倒她，割麦时在人家前头，栽秧时在人家后头（栽秧是往后退着走）。她栽秧栽得既快又调适，周周正正地一行看到头。有一次老队长跟她开玩笑说：“你可不准嫁到外庄去，我替你做媒在本队里找一个”她听了笑笑回说“大伯，你不要愁，马不掉（嫁不出去瓣意思）”心里却在说，巴不得你做媒呢。队里与她年岁相当的就只有一个桩根子，她知道桩根子心里有她，她也很特别喜欢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小哥哥。说归说，就是没人出面为他们撮合，原因只有一个，他们两家门不当户不对，一家是三代贫农，一家是富农子女。那时正文化大革命，沾到个“富”字的人就是三等公民，从眼下形势看来，那怕再过几代，这些人家的子子孙孙都脱不了干系。
　　翠丫头的爸爸是个地道的老实农民，她的妈妈是家里的当家人。女儿的心事瞒不了妈妈，她常在女儿耳边唠叨：“丫头呀，千万不能掉到他家那个染缸里去，你自己受一辈子苦不说，下代人也没得好日子过，而且还要影响到你的弟弟、妹妹，就连他们的孩子将来都要受到连累，有一个出身富农家庭的姑父，他们都有别想出人头地”。其实，妈妈对庄根子印象并不坏，一个队里的人，而且还算是邻居，两家之间只隔了三户人家，平时与桩根子的爹妈也处得不丑，小伙子是她看着长大的，又机灵，又勤劳，与人处世也仁义，如果不是有这一层，这个小伙到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女婿。听到了妈妈的那些话，翠丫头有时也会顶撞几句：“不要啰嗦了，我哪个都不马（嫁），我在家里自己做了养自己”。
　　翠丫头还有一个姑姑，只比她大十岁，嫁在外庄，离这里有七、八里路，在那里当大队妇联主任，还是一个党员。听人家闲言闲语说她与庄上支书有那种说不清的关系。还听说那个支书是姑父的本家叔子。姑父在大队里当机工开打水机，夫妻两个都不要上工干农活，小日子过得很滋润，姑姑养得白白净净的，像是翠丫头的姐姐。翠丫头特别不喜欢她，看不惯她那种风骚的样子和满口的大道理，估计妈妈的的那一套“理论”也全是姑姑灌输给她的。前年，姑姑要将她介绍给她庄上支书的侄子，翠丫头没好气地顶她：“我哪个都不马，我做烈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