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阿克苏过年
　　1960年是三年经济困难最难熬的一年，那年年底，19岁的我从甘肃被调到新疆阿克苏，还在那里过了一个旧历新年。
　　岁月荏苒，斗转星移，一转眼就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虽然岁月的长河湮没了许多如烟往事，但在阿克苏过的那个春节却让我至今仍记忆犹新。那年，位于甘肃河西走廊上正热火朝天建设着的的酒泉钢铁公司，因为甘肃严重缺粮，突然接到了中央“下马”指令。为了保住这支队伍，以待粮食形势好转后重新上马，国务院冶金工业部决定将数万名职工向全国各地疏散，帮助疏散地建设那些尚未“下马”在建项目。并且明确只要疏散地安排口粮计划，人员工资仍由冶金部发放。
　　我们这支小股“部队”目的地是南疆阿克苏，那里正准备筹建一个大型棉纺厂。我们1000多人风餐露宿乘坐一长溜解放牌卡车辗转一个多星期才赶到那里（那时兰新铁路才铺通到一个叫柳园的小站，大部分路途靠汔车运输），一到那儿，就听说那个棉纺厂也接到了“下马”的指令，原因与甘肃一样，地方上严重缺粮，养活不了我们这一大批人。不过，这么多人好不容易过来了，时间又到了岁末，一时也没法转移到其它地方去，而且也不知道哪儿要我们，只能先住下来。有关部门要求当地政府临时给我们安排最低口粮标准，随便找点活儿让我们先干着。后来，我们就在那里滞留了三个多月。
　　地方上安排的口粮计划每人每月只有24斤，没一点副食品计划，也买不到一点蔬菜，市面上只有食盐不上计划。我们就像行军打仗似的，就地搭棚子办食堂。食堂里只有两口大铁锅，一口锅烙饼，一口锅烧水。每人每天就只能吃到用八两面粉烙成的两块饼。每天吃两顿，每顿供应一块饼和一小勺子开水。那一块用四两面粉烙成的大饼，因为又没法进行发酵，感觉个头并不大，好像一个人需要三四块才能吃得饱。由于燃料紧张，开水供应也是有计划的，每人发红、绿两块水牌子，早上打水时用红牌，晚上打水时再用绿牌换回红牌，第二天早上再用红牌换绿牌，如此循环往复，绝对公平合理，任何人都没机会多喝一口。喝的水是从几百米开外的一条大河里挑来的，那条河在地图上就叫阿克苏河，据说其源头在100多公里外的苏联境内（苏联解体后，那边的国家叫吉尔吉斯斯坦），河面虽不算宽，但水流还挺急，夹带着泥沙，像是黄河里的水。我们吃饭时，都是坐在自己的地铺上，一小口一小口地享受着那块十分珍贵的烙饼，一边用饼蘸一点掺了盐末的辣椒面，一边喝点儿像马尿似的“黄河水”。
　　安排我们做的工作是挑河。那条新开的河是个半拉子工程，已经挑了一半，民工全撤走了。我们用的工具全是当地发的，两个人抬一副柳条编成的筐，有专人装筐。谈不上有什么工效，干多干少没人管，当地没人过来，我们自己的带队干部也和我们一样，肚子饿得哇哇叫，哪有心思去抓工效？顶多是在工地上转一圈做做样子就回宿舍了。我们住的宿舍原是一家砖瓦厂的大厂房，室内空间特别大，一根根立柱支撑着硕大的屋顶，地上铺着一层稻草就是我们睡的地铺（这里与家乡江苏处于同一纬度，听说也种植水稻）。我们都将自己带去的行李卷儿摊在稻草上，一个挨一个地挤在一起，两个那样大的厂房，竟然装下了这支1000多人的逃荒大队，只是可怜了我们那几位随队领导，也不得不与我们朝夕相处患难与共。
　　那年农历闰六月，过春节时已是2月中旬。腊月廿九的那天下午，当地有关部门也给我们分配了一批春节特供副食品，我们找不到车往回运，只好派了几十个工人步行去市里背菜。记得我也被派去了，回来的路上我背了三十多斤大白菜，因为有十多里路，那天又特别暖和，背得浑身是汗。好在可以边走边吃生白菜，感觉到既充饥又解渴，舒服极了。真想不到那玩意儿还能当水果吃。背菜的人大都是背什么就吃什么，有时也互相进行品种调剂，走在我前面的那个人背的是洋葱，他跟我要了半棵大白菜同时给了我两个洋葱，虽然平时连切洋葱时都会辣得眼泪直流，但生吃起来倒也不觉得有多辣。不过，我这辈子也就吃了那么一次生洋葱。
　　大年三十的那顿年夜饭吃得特别早，其时，太阳还高高地挂在西天，为了那一顿丰美的大餐，大家都有点儿急不可耐了。主食还是那吃惯了的一张饼，另外每人分到了一小勺子土豆炖牛肉和两份分量极少的炒菜，确切地说仍然是吃了个半饱。开饭时，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把手还碰到了一件非常尴尬的事，一个工人看到了炊事员给他打的牛肉土豆分量有我们的两倍多，就不客气地夺下了他的饭盒，放在食堂门前“展览”。那位领导原是酒钢水泥厂厂长，这回算是虎落平阳了，后来他气得连晚饭也一点儿没吃。年初一的那天，上午的那顿饭仍与上一天晚上差不多一样“丰盛”，晚饭就外甥打灯笼——照旧（舅）了。
　　接下来又放了好几天的假，当地政府也并不需要我们干多少活，只是希望这些瘟神早点离开，好减轻一些地方上缺粮的压力。白天，偌大的宿舍里空空荡荡的，大家都像饿狼似的到处游荡。一个月几十元的工资大都不够用，因为买一公斤地方粮票就得十多元。阿克苏街上有一家卖烤馕的店铺，老远就能闻到从那里飘散出来的诱人的香味，虽然一块馕只有几分钱，但因为要收100克粮票，多数人只能在门口闻闻香味，咽几口口水。馕是维吾尔族人的主食，有点像家乡的那种大圆烧饼，中间较单薄，周边有一道凸起的环，味道与烧饼差不多，也是用发过酵的面粉烤制的，记得好像是比烧饼少了一层芝麻。馕的烤制过程很特别，炉子是在地上挖的一个瓮形的圆洞，洞底燃着树柴火，贴饼子的人跪在地面上，样子很滑稽。那个馕店后来几乎耗尽了我们这些人的全部工资，有的人还将随身带过去的一些值钱的家当都卖掉填了肚子，听说有一位随队的领导将一块英纳格手表只卖了一百多元钱，买了十多公斤粮票，我也用一件只穿过两次的新卡其布中山装跟当地人换了两公斤粮票。那时候，口袋里揣着两公斤粮票，好像比现在信用卡里存了上万元钱更觉得富有。
　　过了春节，就听到消息说，要将我们这一批人转移到北疆石河子去，有关部门正在落实转移的车队。后来因为车队迟迟落实不下来，我们在那里又“待命”了一个多月，走的时候。阿克苏河边上杨树已露出了新绿，桃花也正含苞欲放，春姑娘已经悄悄地来到了南疆大地。听说我们要去的地方在天山北面，那里的早春还常常大雪纷飞。
　　这么多年过去了，听说阿克苏早就升格为地区级市，旁边的那个叫温宿的小镇也升格为县城。真想在有生之年再能有一次故地重游，只怕是因为年岁渐长，关山远隔，这种奢望很难实现。

　　2.在石河子过年
　　上世纪60年代初，那年二十岁的我，还在新疆石河子过了一个春节。那是我在新疆过的第二个春节。
　　石河子当时是北疆的一座刚建设起来的新城，说是新“城”，在当时还只能算是个轮廓，城区的面积很大，马路也很宽，路边都栽着一排排的树，房子全是漂亮的砖瓦水泥结构，全然没有大西北常见的泥路、土屋和黄沙漫漫。城区显得很松散，一个大手笔的城市规化正在按部就班地实施中。这里是汉族人的天下，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老乡”，当地的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反倒成了名符其实的少数民族。（在新疆只要是汉族人都互称“老乡”，就像在国外凡是华人都视为老乡一样）。听说，这里很早以前只有几十户人家，当地的哈萨克人是游牧民族，古时候是迪化（今乌鲁木齐）通往伊宁的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驿站，这里水源充足，天山上的雪水是这里天然的固体水库，有大片的宜耕荒地。解放后新疆的部队就地转为农垦部队，这里就成了新疆建设兵团第八师的驻地，（简称农八师）。原来的战士现在都已经成为各个部门的骨干（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国民党部队和平起义过来的人），现在农八师的地盘包括石河子周边数百平方公里的地方，有好几个大型农场和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