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再没有哪一个中国当代作家如刘震云般“实在”，这个中原汉子伴随着自身生命历程的变化，关注着底层，表达着一种对人的基本生存困境的关怀。
　　如果说史铁生由于自身局限陷入思考的形而上学，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虚”的形而上的高度，张承志的“哲和忍耶”代表了世俗大潮中对理想主义的张扬，深度思考的价值，韩少功对国民性的多面批判，刘震云无疑则是坚持自己以一贯之的传统的写实主义，然而此“写实”非彼“写实”，在《一句顶一万句》中，模糊故事背景(亦如余华的《古典爱情》），和现实的关联，又体现了作者的匠心。
　　塑造一个人物，无疑还是刘震云很在意的艺术追求。如果说《我叫刘跃进》，融入了侦探小说的因素，更加注重故事情节。《一句》着力在人物的塑造方面凸显。塑造一个人，最简便的方法就是为其取名字。《一句》上部，主要人物杨百顺——杨摩西——吴摩西——罗长礼，从这个人物名字的演变，可以理出主人公悲惨的一生。杨百顺，“杨白劳”一样的典型传统的中国农民的名字。就因为和自己家人的"不对付”，传统的“子承父业”就走上了绝路。杀猪，挑水沿街打短工，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了生存，就信教。白天劈竹子，网上听教义。“百顺”就成了"“摩西”，虽然杨百顺这个在落后的中国农村，只读了几年书的农民的儿子，根本不可能真正理解基督教的教义，但还是用传统的中国农民的实用主义改造了基督教教义。不关注“我从哪里来”，只关注“我到哪里去”，一切从实用主义出发的"杨百顺"就改成了不伦不类的"杨摩西",主人公土洋结合的名字，隐喻着主人公部分自我的丧失。
　　延续了刘震云塑造窝囊主人公的一贯风格，我们从杨摩西的身上又依稀看到那个“刘跃进”，一样的在现实生活中缺乏基本的谋生能力。接连的失业，极大地打击着这个生理上还是男人的主人公的自信。新时期的“祥子”又出现了，为了生活，为了解决作为一个人的基本生存问题，杨摩西就是否“嫁”给吴香香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在老詹的建议下（更重要的是自己的潜意识已经打定主意），"嫁”给了吴香香。同祥子怕虎妞一样，杨摩西怕吴香香，连姓也跟了自己的老婆，更名“吴摩西”。无所谓，如果说第一次改名迫于生计，麻木的杨百顺是无所谓，第二次把姓都改了，可是把祖宗都卖了。但祖宗又给自己带来什么了呢？无所谓，改了就改了。“杨摩西”改成了“吴摩西”，夫随妻性。既是隐喻他自我的又一次丧失，同时也隐喻他作为男人性别的丧失。然而，比祥子更惨的是他被戴了“绿帽子”，老婆和奸夫跑了。迫于压力，只好带了继女巧玲到离家百里的新乡“假找”奸夫淫妇，然而，老实木讷的吴摩西还是丢了自己的继女。最后迫于无奈，只好找同样死了女儿而远走他乡的老汪。终于，在小说上部结尾，当被人问及大名时，思考后，报上了“罗长礼”。至此，小说的主人公“杨百顺”已经变成了“罗长礼”。终于完全丧失自我，只是作为一个符号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继续存活。
　　“罗长礼”是杨百顺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人，是他的一个情结，自小喜欢看“罗长礼”喊丧。然而，喊丧不能养活一个人。这里有很深刻的寓意。兴趣并不是总能在生活中得到满足。自始至终，杨因为看“喊丧”，露宿街头；因为要看“喊丧”的提议，被老婆逼到街头一个人卖馒头。“罗长礼”成了一个符号，一类象征，一种隐喻。既是暗指主人公的兴趣，也指他自我的底线。一辈子就这么点嗜好。他的弟弟杨百利为了自己的“喷空”兴趣，勇敢地远走他乡。他的哥哥杨百业在娶了少了一个耳垂的地主的女儿后，循环着老杨的一生。兄弟三人实际是人类是否能够坚守自我的不同代言人。最年长的，叛逆性最少，没有离乡。老二，老三都离乡，脱离了家长的视线。杨百利无疑不是叙述人交待的重点，只在某个时刻出现后，消融于小说的背景上。杨百顺，按照民间传统，“孔老二”最聪明，从最初的老杨评价老二脑子活络，到最后的成为一个改了名、姓、干脆用了自己最喜欢的年幼时的偶像的名字重新安家落户的人。这个人物的蜕变是发人深省的。是什么原因，使得原来因为聪明最使老杨头疼的杨家老二成了一个木讷而没主见，窝囊不堪的彻底失去自我的人呢？
　　生存，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最基本层面的生存问题，从始至终都在卡着杨百顺的脖子。一次次的改名、换姓、甚至抛弃自己的名字，无不是围绕着自己的生存问题。被自己的老婆打了一个嘴巴后，离家出走盼着老婆给自己一个台阶，结末却是年幼的继女给了自己一个台阶。中国人坚韧的生存意志，这里被刘震云随风潜入夜不动神色地塑造出了。余华喜欢给自己的主人公设置一系列的挫折，让其在挫折面前一次又一次的坚强站起来。如果说，这体现的是一种正面的、占主流的绝大多数国民的生命态度的话，刘震云无疑为我们补上了生活中的另一面，既使是很窝囊，很失自尊，为了活下去，这又算得了什么？余华关注的是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物质层面的生存，刘震云则关注了物质精神基本层面生存的双重困境。
　　没有谁比刘震云更了解一个人面临最基本的生存困境时的无奈，传统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英意识，在庸常的生活中，在普通的个体面前已经消歇，代之的是普通的“生活，活着，过日子。”我们的“杨百顺”已经“死去”，但是“罗长礼”却在西安安家落户，生儿育女，又发展了罗姓一族。这将在小说的下部会有交待。然而，此“罗长礼”是彼“罗长礼”吗？
　　刘震云小说中，很容易出现窝囊的怕老婆的男主人公。而这些主人公无一不是自己的经济实力，能力都逊色自己的老婆一筹，结果就成了中国传统中的“怕老婆”的角色。然而，现实生活中的“怕老婆”分两种，一种是真怕，能力所限，经济能力、社交能力、表达能力差，一百棒槌打不出一个屁；另一种则是为了减少家庭的矛盾，不和妻子计较。不计较和不敢计较是两回事。而在刘的小说中，从刘跃进到杨百顺、牛爱国们，无一不具有“惧内”的性格特征。什么原因使得刘小说主人公身上具有这么一种性格特征呢？时代情绪。生存的压力，生存空间的狭小逼仄，使得人们都在“异化”。现在现实生活中的男人，在严峻而又残酷的生活重压下，早已“精神阳痿”。那种传统男性主人公的积极张扬在女性面前极为强势的形象，在刘震云笔下，笔力集中到的反而是生活中的另一类相应在女性面前弱势的男性主人公。
　　（二）
　　我们不能不为刘的叙事关怀所感动。
　　“不闻巧玲唤叔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在一个人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开始了离乡的漂流。在一个孩子刚刚被人贩子拐卖后，立刻转入几十年后已经作为成人的她的回顾。有什么能比得上时间带跟人们的疗伤效果？又有什么能抵得住时间空间的变迁呢？我们不得不为刘震云在如此紧凑的篇幅中压缩进三代人的生命历程的沧海桑田的变化而惊叹于作者的艺术功力。显然，无论是作为第二代的巧玲们，还是作为第三代的牛爱国们，写他们的参照系依然是笔墨重点着力的杨百顺。
　　杨百顺的命运变化，通过其名字的变迁一一交代。其继女不幸也是一生坎坷。年幼丧父，稍长被卖，婚姻包办。巧玲——改心——曹青娥。及至到了第三代牛爱国，可以说和杨百顺几乎构成一种生命历程的二重唱。同样为了逃离家庭，当兵；为了基本的生活，成家，凑合过日子。特别是和自己妻子的婚姻，不仅怕，而且戴了绿帽子还要迁就，跑了还要找，几乎是自己继姥爷年轻时候生活的翻版，甚至有过之而不及。明明是妻子有外遇，但还要隐忍，因为“离不起”。遇到一个“能说得着的”，又“闪了”人家，趁母亲病危，偷偷回到家。和妻子“说不着”，还要拖着，直到又一次上演妻子和她自己的姐夫“私奔”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