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出生的。具体是六七年，还是六八年，一直是个疑惑。父亲属猴，父亲说我也属猴，六八年出生；母亲属羊，说我也属羊，六七年出生。老两口每次谈论我的年龄，都争得面红耳赤，每次我都笑呵呵地看着二老：我属羊，也属猴行了吧？父亲就一脸严肃地说：“你妈连自己是哪年哪月哪个时辰出生都记不住，她怎么能记得住你？”母亲就说：“儿子的生日我可记得住。儿子他姥姥都记不住我生日是因为条件所限。当时是在延安，他姥姥只说，我是出生在摇篮里，在行军的路上，到处都是红高粱。”是的，我的母亲没有生日。后来上山下乡，到认识我父亲，嫁给我父亲，又落实政策，当了老师，当了一辈子老师。我们兄妹几个也只是偶尔想起给母亲过生日，就在教师节那天，在高粱红了的时候。
　　虽然我的出生年代存在疑点，但父母却都准确无误地记着我的出生月份和时点，说我是阴历六月二十八正当午时来到人间，做他们儿子的。母亲说，当时在农村，村里安有广播，当广播里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十二点整。我就“哇”的一声大哭了。以至于以后很多年，我听到报时都会下意识地咧嘴，做哭泣状。这个症状到现在都有，细心的人会发现，而我却一无所知。第一次有人和我说起这个表情时，我很惊讶。如今，我已经在世上存活40多年，很多年我都是忘“生”的。母亲糊涂，记不住，事后总自我解嘲说：“忘生好！忘生，旺盛！我儿子能活100岁！”父亲在一边先是睥睨着眼、撇嘴，后又点头微笑。
　　说起来，这40多年，我也过过几次刻骨铭心的生日。听母亲说，三岁那年，正赶上我要过生日，外公从郑州打电话到母亲下放的村子，说是想看看外孙子，回来一趟吧。我外公是高干，当时正在接受调查，罢免了一切职务。也可能是闲暇了，想母亲了，也可能是感觉以后的风雨会很大，怕没有机会见到自己的外孙。总之，母亲带着我就爬上了开往郑州的火车。（电话里不要我父亲同去，原因是：我后外婆不接受我父亲，说是因为我父亲，母亲才失去返城的机会。）就是那次、就在那趟慢的比蜗牛还慢、拥挤不堪的车厢里，母亲把我弄丢了！后来怎么找回来的，母亲说过很多次，每一次都是不同的版本。总之，我母亲千辛万苦，总算让外公见到了我。我的三岁生日是在外公的怀抱里度过的，想必很开心吧？
　　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外公，也是最后一次。可我，什么印象也没有，什么也没有记住。长大了母亲才告诉我，外公被打成右派，进牛棚了，后来被红卫兵用板凳砸断八根肋骨，在北京病逝，再后来，也就是文革结束三年后，平反昭雪，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和我的外婆一起，被供奉在郑州革命烈士林园内。有必要说一下我的外婆。她和我外公是革命夫妻，都信奉马克思主义，追随毛主席。具体哪一年我母亲说不清，我自然也不知道，只说是，当时我外公在延安抗大学习，外婆带着女子团在一次突围中被日本鬼子逼上了悬崖绝壁，最后和其他七位战友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跳下悬崖。
　　要说，我确实根红苗正：父亲以上八辈子贫农；外公外婆都是革命烈士。我身上自然流着长辈们的血液，秉承一股浩然之气。我弃文从武（嘿嘿，其实是学习不行。）于84年当兵服役，在部队的大熔炉里锻造了很多年。记得有一年生日，我所在部队，就是驻扎在湖北天门、汉川和仙桃三县（现在都改成市了）交界的沉湖基地，遇到了一场特大洪水。我们全军出动，抗洪抢险。就是这次抗洪抢险，我扛沙袋，扎猛子下水堵闸门，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往水下钻，终于拉伤了韧带，被战友紧急送往部队医院。看到医生简单处理，我没有生命危险后，战友们匆忙离去，继续战斗。
　　“躺在没有一点亲戚味的病床上，咀嚼这窗外含着药味的月光”。不知怎地，我想起不知道在哪儿看到的这两句诗，内心五味杂陈。我自然会想起父母。今天是我生日，母亲是不是又忘了？怎么一个电报都没有打？你们还好吗？我也惦记没到部队前暗恋的一个女孩，想着病好就写信给她表白。看着窗外的白月亮，我又想，雨停了，水，该退去了吧，战友们要小心啊，不要受伤，不要牺牲……我的腰！我的腰哪去了？我没有腰了，我怎么一点力气都没有？怎么下不了地？可是我要去洗手间啊。我喊：医生！没有人应，我喊：护士！没有人答。我想，都忙着抗洪抢险去了吧，那我自己解决吧。我使劲，再使劲！
　　当我忍着强烈的疼痛，费了一个多小时，浑身大汗淋漓地爬到门边时，已经耗尽所有力气，连喊一声“来人啊”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就这样趴在门边，蓄积一点力气，沉重地抬起手臂拍一下门，不知拍了多少次，终于听到脚步声在我病房门前停住，我又拼尽最后一点力气喊了一声：来人啊！房门被快速打开了。后来我就不知道了，再后来战友和我说，我在急救室昏迷了一天。当连长带着战友，捧着生日蛋糕给我过生日时，已经是我生日过后的第三天。吃着连长亲自端给我的蛋糕，看着病房内战友浑身脏兮兮的军衣和脸上憨憨的笑，我泪如雨下。
　　从部队回到地方，在政府某部门办公室工作。因为不习惯地方上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虚假伪善，没干多久我就停薪留职到郑州一个杂志社做编辑。又一个生日到了，晚上加完班后，几个兄弟给我过生日，大家喝点小酒，侃侃女人，热闹一番也就散了。我和同室一个伙计，想出去走走。当时已经是夜里11点多。我们沿着浓荫密盖的小巷走着说着，突然发现几个男子在拉扯一位女子。我们驻足，狐疑。伙计我对发问：干什么的？我说：像是强奸。“那，那个女孩咋不喊叫？”“好像被人捂住了嘴！”我大喊一声：住手！我伙计转身在地上捡起一块砖头，我也捡起两块砖头，我们冲了过去。冲了过去才发现，原来他们是6个人，还有一辆汽车停在旁边。管不了这么多了，打吧。
　　结果是，我们俩一人拍翻了一个，女孩啥时候走的不知道，只记得我们被打的浑身没一个地方不疼，鲜血淋淋，被强行按在汽车的后备箱里。我伙计也是军人出身，和我一样骨头硬。我们卷缩在后备箱里，我在说话：怕吗？“不怕！你怕吗？”“只要他们不把我们整死，早晚和他们算账！”后来，我们被拉到一个小黑屋，几个人轮番对我们殴打，我们忍着，没喊一声求饶。这样，他们就打的更狠。最后一个家伙说：扔黄河吧！我们就又被塞进后备箱。当打开后备箱拽我们出来时，已经在黄河边了。一个家伙抽下自己的皮带，在上车离去前，用皮带头在我头上猛击了一下，嘴里还念念有词：就你狠，我叫你狠，你不是狠吗？去死吧。
　　我还真的差点就死了（至今我头上还有一道长长的疤痕）。伙计搀着我，我们趔趄着走到公路上，有车开过来了，伙计喊：停车！救命啊！车更快地开过去了；又过来一辆车，伙计喊：停车！我们被坏人打了，要死人啦！车飞一样开走了。拦不住车，我们就相互搀扶着（主要是伙计搀扶着我，我已经失血过多，迷糊了），分辨着大致的方向向前走着。伙计说：看！有灯火，是个村子！我们进村，但，没有敲开一家善良百姓的门。是啊，我们鲜血淋淋，深夜叩门，谁敢开？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我们终于敲开了一家诊所的门，居然是军人诊所。当医生用剪刀剪掉我身上被血液粘住皮肤的衣服，剪掉我头上大片被血液凝固的头发，给我缝伤口时说了一句话：谁这么狠，打成这样？再晚到半个小时，你朋友就算交代了。——当然，这话是事后伙计学给我听的。我在床上疼了整整20天才恢复过来。这个生日，我是昏迷的。
　　刚从部队回来的时候，我过过一次生日，当时我还没有分配工作，家里很清苦，摆不起生日宴。母亲照样记不住。我悄悄请了两位朋友，在一起聚聚。我这两位朋友一个叫何人一个叫沈飞。都是穷朋友，都爱文学。何人在乡中学当民办教师，沈飞在乡政府借调搞乡志。我亲自下厨炒了几个小菜，弄了几瓶啤酒。何人和沈飞一人抱一个大瓶可乐就算给我的生日礼物了。开始的时候，我见二位并非真心给我过生日，多少有些碍于情面才来的。我并不言明。我讲了一个故事。故事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