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终于还是撒手人寰，留下母亲及我们兄妹七人而去。父亲啊，您一路走好！
　　父亲是在五十四周岁那年逝世的。我听到父亲辞世的噩耗，是在父亲已经入土为安的四个月之后。那时我在广东打工，刚刚进入工厂不久。后来才听母亲说，父亲在病情加重时，母亲再三问父亲，要不要叫五儿回来，但父亲因为知道我经过一个多月的折腾好不容易才进了厂要稳定为由，竟然跟母亲讲：“让他安心在外打工，能挣一些是一些，也好补充一些家用。就不要回来了。”我因此而未能亲身参加父亲的葬礼。至今念起，抱憾终身，并惭愧之至！对于这未送终的不孝，至今我都无法原谅自己。
　　父亲名讳启恩，有一兄一弟二妹，在兄妹中排行第二，但在堂兄弟中，以岁数而论，排行第四，因此乡中晚一辈的人皆称呼为“四佬”。父亲身材魁梧，身高近一米有八。手大脚壮，宽肩厚背，膂力过人。一双浓眉，面容祥和慈善，勤劳善良，忠厚老实，喜施惠于人，又乐于助人。近乡远村知道父亲的人很多，都称赞父亲是一个好人。有事为证：邻居的大儿子在结婚当天，竟然拿不出女方所要的八十元彩礼钱，那时家里恰好存得百十元，邻居家还并未开口，父亲就一把塞将过去，说：“先用着，等多咱有多咱再还。”那家那时也穷，哪能及时还上？直到好几年后才还来，父亲犹说：“要是手头紧，就再腾腾吧。”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件而已。
　　我还是几岁不谙事的时候，农村还是大集体吃大锅饭的年月，因兄妹多，父亲知道靠队里分给社员的那一点粮食，根本无法养活一大家人，于是想到申请去搞副业，后来经过批准，跟大队另几个人合伙养扁嘴鸭。从此，父亲就过上了起早贪黑、长途奔波的生活。有时十天半个月都难得回家一次。队里的重担于是由母亲挑起了，在队里辛苦地劳动以挣取工分，再按工分分配所得，也算是“按劳分配”了。
　　父亲因为做了副业，便能通过贩卖鸭蛋挣到些微薄的收益，因为大部分还得上交公社，剩下的几个人再分，所得必然不多。即便如此，也比在队里挣工分要好得多。因此，父亲隔三差五回来，要么能带几个鸭蛋，要么能带几块钱。时间久了，一大家人也稍许好过一些，但还是无法达至温饱。粮食不够吃，偶尔农闲时，我们兄妹几人在母亲的带领下到处去挖野菜。将分到的少得可怜的米兑入红薯，再加上野菜充饥。那年头，野菜几乎成了食物的主角。
　　一个下着暴雨的傍晚，电闪雷鸣，狂风大作，父亲一路淋着雨从养鸭场回来，赤着脚，肩上还挑着一担鸭蛋，满腿是泥，进到院子里时，脚下滑了一下，几乎将要摔倒，因为有重约一百三十斤满满两大筐鸭蛋，父亲竟然能将脚趾深深地嵌入泥泞中，防止了滑倒，从而保全了那担鸭蛋。父亲的腿也因此被拉伤了，父亲当时只字未提，我们也并不知道，还是多年后父亲的腿痛发作，才说起这一节。父亲稳稳当当地将鸭蛋担子放在堂屋里，我们兄妹几个以为这担鸭蛋是父亲分得的，别提有多高兴，心想可以改善伙食了。谁料雨稍小些时，父亲挑起担子，赤着脚，又冲向茫茫的风雨中，渐渐地，他那高大的背影消失在沉沉的夜幕里。
　　有时父亲回到家里，会呆上一两天。母亲会问一些关于养鸭场的事，我们也饶有兴味的在旁边细听。一天夜里，我们听到从杏山那里传来的狼嚎，清晰的号叫声划破夜空，却由此意外地听到父亲讲起了他的两次危险的经历——
　　一个秋天的黄昏，父亲挑着鸭蛋担子，因为不想从远处的桥上绕行，就蹚水过河。西沙河在秋季正当枯水期，河水很浅，只要将裤脚绾起至大腿根，便能涉水而过。秋天的河水寒冷刺骨，但是对于身体健壮的父亲来说，那并不算什么。当父亲蹚到河中间时，抬头竟然看到一只狼坐在对岸的沙滩上。父亲不退反进，那狼却依旧坐在那里，像是专等着父亲。父亲用脚试探着河水的深浅，估摸着能放下鸭蛋担子时，便迅速放稳担子，并立即卸下扁担，手执扁担，冲上岸去，那狼大为惊恐，一溜烟逃窜到河远处的芦苇丛中去了。父亲挑了担子，悠然而去。
　　一个冬天，天已擦黑，父亲赶着路，不觉夜幕降临，像是一大块黑布蒙住了天空，天上没有星月，一会儿便伸手不见五指。父亲独自一人挑着鸭蛋担子只顾在野地里行走，忽然抬头时，看到正前方不远处有两道异样的光投射过来，凭父亲多年行走山野的经验，知道是一只狼挡住了去路。父亲吃了一惊，但一瞬间又稳定了下来，即刻放下担子卸下扁担，将扁担操在手里。因为不知那狼是否有同伴在附近，又想到主动进攻可能引发狼嚎而招来同伴，父亲便只立定在那里静观其变。谁曾想那狼并不害怕，在原地一动不动。父亲想起狼是怕火的，但此时又不可能燃起火来，于是点燃了一支烟，衔在嘴上，与狼对峙。过了很久，那狼才慢悠悠地去了。父亲于是挑起担子，迅速离开了。
　　我曾问父亲当时怕不怕，父亲却笑道：“那有什么好怕的，你怕，它比你还怕。”我由此知道父亲的另一面：遇难不忧，当险不乱，临危不惧，诚人间之至勇者也！
　　父亲长年在外，睡的是鸭棚，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也极为简陋，日久便也不修边幅。因为在外不方便理发，又因为减少理发的次数可省些粮食，父亲经常叫理发匠把他的头发剃光，只常戴上一顶草帽。没有鞋穿，但父亲凭借一门技艺足以解决，这门技艺就是编织草鞋。父亲会趁在家有空的当儿编织很多双，每次离家都会带上几双。
　　父亲在放鸭的当儿，有时候睏了，就地蹲着也能睡着，这真是一项为了适应外界恶劣的生存环境而练就的独门功夫啊！在旷野里，父亲的肌肤在太阳光的频繁光顾之下，总是黝黑黝黑的。在漫长的夏季，要么是高温天气，要么是闷热天气，或者热风不兴，或者又暴雨倾盆，刚刚还汗流浃背，一忽儿便雨水浇淋，父亲一任老天爷对他的身体进行长时间严峻地考验。风吹日晒雨淋，如同家常便饭。
　　父亲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篙，赶着鸭子，在秋收后的稻田里放牧。放鸭时，经常要清点鸭的数量，以确认是否有鸭子走失。但那么一大群鸭子拥挤在一起，并且经常是动态的，要想点清，谈何容易？父亲却能极快地将一大群鸭子的数量点得一清二楚。给鸭群点数时，父亲不是一只一只地去数，而是五只五只地清点，每五只称为“一手”，这样一手一手的点将过去，很快就能得出总数。父亲还能在一大群鸭子当中迅速地认出某一只鸭子来，因为每一只鸭子都有它不同的特征，每日与它们打交道，父亲已经将它们清楚地记在脑海里了。
　　父亲有时去得远了，甚至一两个月不回家一次；近点的地方，也只能抽空在半夜里回家。
　　栉风沐雨，风餐露宿，日晒霜侵，寒来暑往，如此不知过却了多少春秋。
　　时间将岁月推移到八十年代，农村开始施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粮食自然能多打很多，各家各户都尝到包产到户的甜头。我上头的几个哥哥也挨肩地大了，渐可以代做些农活及家务。父亲为了多挣些家用，仍与那几个同伙继续着养鸭的副业。慢慢地，家里越发好过些了。原来一年到头很难吃到几顿肉，如今逢年过节也能吃到猪肉了；原先养的鸭子，从来未宰来吃过，现在也能时不时地吃到公鸭肉了（因为母鸭要养着下蛋，自然是吃公鸭的肉了）。
　　打从分得了田地，家里需要劳力，母亲一个整劳力已显然无法全部承担得了，加上养鸭同伙也要照看到自家的田地，父亲于是与合伙人商量，各家分了两三百只鸭，赶回自家放养了。从此，父亲便将七分的时间用于田地耕作，三分的时间用于养鸭了。在父亲忙着田地的当儿，放鸭就成了三哥、四哥和我的职责了。
　　八十年代中期，父亲突然病倒了。起初父亲仗着自己身体棒，就没太留意，也并不去治疗。哥哥们依次到了要成家年龄，大家庭除了田地里的一些收入，就只有养鸭子的一点收头，根本无法支付用度。父亲的病情也日渐加重，不得已到镇医院就医，却被庸医们施以无能之剂，被拖了几年都未能治好。后来父亲负气说：“回家去，不治了。”就当真收拾东西回家了。人说吉人自有天相，未曾想，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之下，父亲的病情竟然奇迹般地慢慢向好，又经半年休养，几近康复。只是乡里有个老郎中千叮咛万嘱咐地说：“可不能再干重活，以免累着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