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最大笑话：八零后执中国文坛牛耳 四
在构成了当代主流文学基石的五零后作家群的巨大身影下，六零后以极其另类的姿态登场了。与前者相比，他们没有机会进行战天斗地的全国大串联，也没有经历过为了回城而失身于支部书记的惨痛回忆。文革已成脚后跟的一块污泥，丝毫不能阻止他们前进的脚步。
也正因此，他们比前辈更多地希求从西方现代经典中寻找文学的去向和精神的皈依。于莫言小说中成型的中国意境与外来思想启蒙的结合，和在残雪、孙甘露作品所彰显出来的纯粹形式的表述、技术性游戏性操作的欢娱，在这一代作家的身上体现得更为突出和急迫。他们在文学上起步的时间刚好暗合改革开放，他们在文学上的冲刺阶段恰好赶上文学的国际化，这种背景对于喜欢求新求变的年轻人来说，无异于鱼入大海，只要是西方现代文学技巧，无论水土有无不服之虞，统统先拿过来再说。尽管从文学圈到社会上都有不少传统势力指责他们生吞活剥，作品不知所云，但先锋作家毫不理会，他们以史无前例的前倾姿态抗拒着政治、经济以及一切社会意识形态的招安，拒绝成为官方的传声筒和大众的快餐盒。
在六零后的先锋作家群中，格非、余华、苏童等人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苏童是这个群体中成名较早的一位，在先锋文学和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描述中均可以看到他的影子。苏童擅于讲述旧时代女性的故事，其描写之细腻令人惊叹，但却也缺少一些更宏观更高远的独见；余华的作品大多写得真实和艰苦，纯净细密的叙述，打破日常的语言秩序，组织着一个自足的话语系统，并且以此为基点，建构起一个又一个奇异、怪诞、隐密和残忍的独立于外部世界和真实的文本世界及文本真实。
然而直到二零零四年格非的《人面桃花》面世，先锋派才显示出其真正的意义。这部乌托邦似的的作品似乎暗示着格非正在与历史与传统文化暗自接头，然而在遍布全书的乌托邦的美好中，人生处境的荒谬性也无处不在，这种对于荒谬的深刻体认，恰恰是传统小说的一个死角。格非作为先锋派早期的中坚人物，以他非凡的对小说叙述的把握而笑傲文坛。在余华苏童暴得大名之时，格非始终不温不火，他的作品更多地被锁定在学院的象牙塔里，大门始终对更为广泛的大众如封似闭。然而比起余、苏，格非的小说有着更为纯粹的文本意义和探索精神，他应当属于更为久远的未来。
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从余华的《活着》到格非的《人面桃花》三部曲，六零后的先锋作家们正在陆续回归，这种回归，不是一种简单的对于传统的妥协，而是作家在精神本源上，即对人类生活的历史、文化、生命以及自然有着更为深远的体认。
实际上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尽管百余年来一直充满了现代后现代此起彼伏的声浪，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始终未曾真正湮灭。作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继承者的黑龙江省作协副主席迟子建和江苏作家毕飞宇堪称是六零后文坛最为优雅的存在。
对于参透了生活本质的迟子建来说，生活似乎已不值得大悲大喜，只能主动地接纳和欣赏它，因而人生山河在她的笔下，多半是一派诗意泛滥的美好。而毕飞宇则一直在主动地挥发着他作为一个江南才子的艺术才情，他的每一篇小说总是洋溢着非常灵动的曼妙气质，节奏从容，细节精准，体现出一种轻盈飘逸而又暗藏犀利的叙事艺术。
五
如果说六零后作家自觉地致力于前途未卜的艺术探险，他们的先锋是一种精神追寻的必然姿态，体现出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精神高度，那么兴盛于世纪之交的“下半身”、“撒娇派”与“垃圾派”等文学群体，则是一批缺乏绝对超前的先锋禀赋，伪装成人类存在境遇发现者的文学艺术伪先锋，精神力量的匮乏使得他们只能用下作、猥亵或自残等方式来假充孤标。
而以安妮宝贝、卫慧、棉棉为代表的美女写作或青春写作，实际上只是一些公开设摊贩卖自己青春的原矿开挖者。她们从来不会进行深度思考，只懂得描眉化妆，穿上文学的时装，在文坛的T型台上摇胯扭臀。
很可惜的是，“下半身”和“垃圾派”的坚决崇低并没有收到预想中全民响应的效果，反而成为了前辈批斗的靶子和后辈挑衅的命门；至于“美女作家”一行，本来名不副实的长相一到“人老珠黄”，就成了人人鄙弃的“豆腐渣”。事实上现在七零后是处境最为尴尬的一个年龄段，五零后、六零后的崇高地位和傲人成就是他们面前难以逾越的大山，而统一长着经济学家面孔的八零后作家的巨大“钱途”，又在另一个战场——市场竞争——上后来居上，远远地把他们抛在了身后。撕破了脸却终究两手空空的七零后们，未来的日子还漫长得令人发怵，也许他们该想想何去何从的问题了。
八零后似乎是时代的骄子，他们拥有一切先天的便利：无人分享的遗产、全网络化生活、高学历高文凭……但他们非常不幸地迷失在网络的迷宫之中，对于现实的认知几近于零，对于世态人情毫无感受，网络的虚拟性延长了他们童年期的想象力，他们远离生活，纯粹生活在自己的想象之中，没有社会责任感也没有哪怕不切实际的理想，除了空洞的愤世嫉俗，他们只能像爱斯特拉岗和弗拉基米尔那样，无休止地做着一些无聊的动作来打发发霉的日子。
相对于五零后近乎经典的写作，八零后似乎更应该算是一些文化商人甚至是打字工人，他们管理着规模不一的流水线生产，进行着零件组装和装箱的工作；与六零后相比，他们缺乏那种天问般的精神力量和人格魅力，同样也缺乏文学探险的勇气和胆识；他们甚至不具备七零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叛逆性，因而没有体现出一丝半点那代人“世人皆与杀，我独怜其才”的悲剧力量。看似风光无限的八零后，其实是最为贫乏也最为平庸的一代，除了可以大把挥霍的青春，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可以炫耀的东西。如果我们承认“就在我们人生旅程的中途”的五零后仍是当今中国文学的顶梁柱的话，那么“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六零后可能将是中国文学冲出瓶颈的潜在力量。至少从目前看来，复兴中国文学这副重担，七零后和八零后还没有作好必要的准备。
无论如何落不到七零后和八零后的肩上，如果历史真选择了他们，那才是中国文学的灾难呢。
2007年8月12日晚
审核编辑：花落无声 精华：花落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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