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长史、关内侯柏顿首顿首：
　　阔久不知问，常怀思想，不知亲相念便见忘也。诏家见遣，来慰劳诸国。今奉台使来西，此月二日来到海头，未知王消息。邑邑！天热，想王国内大小平安。王使回罗复，从北虏中与严参事往，想是到也。今遣使苻大往，想闻通知消息，书不尽意。
　　李柏顿首顿首！
　　
　　这份信当然不是李柏亲自写的，也不是定稿，而是李柏命手下书吏起草的底稿。定稿的话，早送走了，要不在焉耆王手里，就在张骏手里，不可能留在楼兰，被千年后的日本人挖走的。李柏的手下临文把笔，边想边思，为把意思表述清楚，准确，还要表现得特别轻松，不让焉耆国王龙熙，心生歧义，引起警觉，十分认真仔细，反复斟酌措辞，连续起草了两稿，李柏都不满意，在第二稿上修改了多处，又让手下书吏起草了第三稿，李柏还是修改了几处。一句“哎哟，今天这鬼天气真热啊，想王国内上下大小都平安吧！”才觉得把慰问焉耆王的意思轻松而不露痕迹地表达清楚了。
　　这份信，就是当年震惊了世界考古学界著名的《李柏文书》。可惜，这宝贝不是中国人发现的，现在也不在中国人手中。因为它是一个名叫橘瑞超（1890--1968）的日本人发现的。橘瑞超是日本净土真宗本愿寺派僧侣、著名的佛教遗迹探险家，在新疆近代史上也是大名鼎鼎。1902年，他被日本净土真宗本愿寺派往西域考古探险家，发现了这件宝贝，震惊世界，名声出尽。
　　在西域探险挖文物这件事儿上，当时的日本人，属于赶末班车的，因为斯坦因、勒柯克这些人都已经把该挖的地方都挖了个遍。能带走的，都带得干干净净了。不过日本人倒不气馁，先是从斯文•赫定这些人身上索要到楼兰古城等地方的地理坐标，了解情况，然后直奔新疆而来，到了新疆后，反正欧洲人走过的地方，自己再扎扎实实走一遍，拾遗捡漏。但是，橘瑞超这个18岁的小和尚运气却出奇的好，在楼兰故城，斯坦因前脚走，橘瑞超就后脚进，硬是在斯坦因已经掘地三尺的楼兰，发现了《李柏文书》。所以当后来橘瑞超向世界公布《李柏文书》的时候，斯坦因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漏了这么重要的一个东西，肠子都青了，恨不能以头抢地、自挖双目。
　　而《李柏文书》，所书写的内容，恰恰与李柏攻打高昌，平定赵贞有关。《李柏文书》的出土，只所以震惊了世界考古学界，原因也很简单，首先是晋代的纸质文书，能在今天完好出土确实罕见，而更重要的是，李柏是史书上有名有姓的人物，能出土发现他的实物。真让人有切切实实的历史穿越感，所以说是“前凉惟一有史书可证的重要人物的文书遗迹”，意义十分重大。它的发现，直接证明在公元328年时，楼兰古城就有华夏汉人重兵把守，给西域版图在历史上的归属提供了非常强力的证据。国家写关于新疆问题的白皮书，新华社发稿时，都离不了这件著名证据。
　　李柏写好信后，就派遣信使苻大，将信送往焉耆。但为保密，李柏在信中一直没有点明赵贞的名字。但在文书底稿残片中，倒是留下了赵贞的字，叫“旦阳”，这可是正史中没有的。严参事到达焉耆，代表前凉国慰问，李柏很快得到了焉耆国王的支持，就率兵出发，正式进军高昌，讨伐赵贞。平叛之前，李柏向赵贞讲了他从姑臧带来的张骏的政策，张骏以赦免其罪为条件，劝其收心归服。李柏希望赵贞抓住前凉王朝给予的优待机会，自愿归服，免得兵戎相见。
　　没料到，赵旦阳（赵贞的字）十分狡诈，口头答应诚服，稳住了李柏，心里却怒了，老子想谋反不假，但还没公开谋反，造成事实，只是切了切香肠，你就来攻打老子来了，干脆明人不做暗事，公开反了。诚服，是为麻痹李柏。在李柏放松警惕时，赵贞来了个突然袭击，令李柏措手不及，兵败高昌。赵贞打败李柏，令赵贞手下群情振奋，开始在反叛前凉的路上狂奔，正式切断了前凉与西域通商的道路。
　　
　　3
　　李柏兵败高昌，只好灰头土脸的到了姑臧，向张骏请罪。
　　朝议时，大臣们异口同声，请求张骏判处李柏死罪，“请诛之”。
　　张骏认为不可，对众臣道：“李柏罪该万死，但眼下霸业初展，正是用人之秋，孤以为诛杀之策不如怀柔之策。吾每以汉世宗之杀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
　　大臣们不知“造谋”之计出自君王张骏，都认为是“柏造谋致败”，才导致赵贞公开反叛。所以，这次征伐高昌失败的责任，应有李柏一人全担，不斩杀李柏，不足于平民愤。张骏当然不能说那“造谋”之计出于己手，更不能顺众臣之言，冤杀了李柏。为掩盖造谋真相，在众臣口中救下李柏性命，张骏语重心长，引经据典，借口霸业之初，用人之秋，“诛杀之策”不如“怀柔之策”，引用了一正一反两个典故,证明汉武帝诛杀王恢这件事，不如秦穆公赦免孟明那件事，要来得明智。大臣们听了张骏这一番道理，倒也挑不出毛病，都钦佩张骏宅心仁厚，胸怀宽大，心悦诚服。
　　张骏遂赦免了李柏的死罪，从轻处分。
　　但是，这次赦免了李柏，下次呢？再遣张柏、王柏、吴柏率兵打仗，若也都损兵折将，吃了败仗，还要求依例赦免减刑，不担责任，他张骏该怎么办？他上次赦免韩璞，自己担了全责；这次赦免李柏，是因自己“造谋”之过，只是用秦穆公的故事掩盖过去了。万一以后真出现那样的局面，张骏赦与不赦，都就难了，赦，与法无据；不赦，又难服众。就会导致法不治众的局面出现。还是张骏聪明，为不露“造谋”破绽，与其欲盖弥彰，不如改革刑法，以此为契机与开端，下令减刑，为日后堵塞漏洞。
　　但张骏下令减刑的时机与地点，并没有选择在朝堂上郑重其事地进行，而是在新乡搞了场大阅兵，检阅完兵马，又到北野狩猎，趁机讨伐并大破轲没虏时，张骏才下令境内说：“古时候鲧被处死而禹却兴起，春秋时卻芮伏诛而卻缺却被重用。这就是为何唐帝（应是夏帝）得以消弭洪水灾害，晋文公得以成为五霸之一的原因。法律规定犯死罪的人，他们的亲属不得在朝任职。现在取消这一规定，但不宜在姑臧城担任戌卫、宫内担任宿卫。”一句话，以后官员犯了死罪，再不株连亲族了。这一法律的修改，也为第二次任命李柏为西域长史，埋下了伏笔。
　　原来，汉魏旧律规定，有父母犯了死罪，其子女“禁锢”之条，晋初定律令，已取消“禁锢”条，但因凉州偏远，并未依照晋令执行。张骏借李柏事予以改定，除带有“轻刑”用意外，也是为了笼络众官，凝聚人心，还表明前凉也在推进法制。由于这个法律改定，对凉州官僚阶层及其亲属有极大的好处，而休众息役，也有益于民生。便得到了众官僚的拥护。
　　张骏的这次“减刑”动机，并不是为了真正给官员及亲族减刑，而是为了掩盖他“造谋”之事实真相，并为以后设堵。所以，减刑之法只实行了几年，张骏觉得众臣们大概都忘记那档子糗事了，就想在百姓中重新恢复“严刑峻法”，考虑加严加重对百姓的刑法和制度。334年，当霸业己成，张骏召集群僚在闲豫堂议政，又讨论“严刑峻制”的问题。大多数属臣，还真忘了李柏“造谋”之事，或者没谝清前次“减刑”与这次“严刑”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都觉得可行。
　　但参军黄斌觉得不可行，进言道：“臣没见到可行性。”
　　张骏问：“卿为什么觉得不可行呢？说说其中的原故。”
　　黄斌答道：“法制之所以能够加强国家的管理，使风俗纯朴，让社会公平，关键在于法制一旦确立，就得全民施行，法制不在于宽严，而在于上行下效，不可高低不平。如果当政者和其亲属不遵守法令，法令再严也没有用，所以行不通。”黄斌的话，其实也有些罗嗦，核心意思是，你下令制定法律，对官员及亲属“减刑”，却对平民百姓“严刑”，官员轻，百姓严，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这样的法制，怎么能行得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