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执政理念，和他的文化素养密不可分。
　　张轨出身儒家世族，历经张氏十六世的家族文化传承，浸染，又隐居女几山攻读儒学二十二年。他自然明白文武两道之别。武乃急功，利于快刀斩乱麻，稳政权，保境安。文乃慢活，利于温水煮青蛙，改民风，化民心。要解决根本问题，让凉州长治久安，百姓归宁，鸡犬相闻，活出尊严，仅靠武将军人的刀把子不行，须靠中原儒家文化的温火漫炖，教化民心。只武不文，民心难以教化；只文不武，家国难以安宁，没有人保护百姓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只有文武结合，文化武治，这才是治凉的上上策。
　　他来凉州，为急于稳定局势，构建的五大常委班子，除了他自己是一个儒家文人外，其它四大股肱，都由平衡地方势力的军功豪族构成。这样的政权结构，他是不满意的。常委中全用武功军人，很有点军人执政的味道，难免有头枕利刃睡觉之感。故在二级委员层面，还须有一帮儒仕文人辅佐政事，崇文尚儒，开化民俗，振兴农桑，才能达到滴水穿石，以柔克刚，以文制武，制约和补充军功豪族“刚勇有余，智谋不足”的毛病和余威。
　　西晋永宁二年（302年）壬戌，张轨来凉州的第二年，开始微服私访，由近及远，先由姑臧城，再到武威郡，深入各郡县，调研世风民俗、儒教文化、道德民风情况。张轨先到姑臧民间私访，专找耆老，熟悉民风民情者了解情况。
　　遇一老人，张轨问：“老人家，请问姑臧县有没有好的道德模范啊？”
　　老人眼睛直直地望着他，没举出一个，摆了摆手。张轨想，堂堂的州治所在地姑臧县，号称河西文化兴盛之所，竟然没有一个像样的道德模范。张轨又想，可能是话太文雅了，老人没听懂“道德模范”是什么意思，又问老人：“那姑臧县有没有百姓常夸的口碑好的人啊？”
　　这回，老人听懂了，想了半天，说：“没有。”
　　“那武威郡有没有口碑好的人啊？”
　　老人还是摆了摆手。张轨有点惊异。在汉朝，凉州可是“烈士武臣，多出凉州”，在大半个中国有名的很啊。怎么这才过了几百年，在老百姓心目中，就没个像样的人了。可见，自东汉末年以来，经学衰落，儒学礼仪荒芜已久矣，张轨心中不免有点惆怅。本想起身而回，但又多问了老人一句：“那你听说过没有，凉州的其它郡县，有没有名声大的人物啊？”
　　这次，老人倒是不假思索地说：“外地有啊。”
　　老人随便就举了两个：一个是金城郡的冯忠，一个是张掖郡的吴咏。这两位都是名响凉州的忠良啊。当初，汉末金城人阳成远杀西海太守叛乱，郡里人冯忠前往为太守收尸，抚尸号哭，吐血而死。张掖人吴咏被护羌校尉马贤征召为属下，后来吴咏又成为太尉庞参的助手。庞参、马贤不和，互相诬陷，捏造罪状，按其罪应处死刑，二人都说要吴咏出来作证。吴咏心想，我既是马贤的属下，又当过庞参的助手，偏袒任何一方，都对不住自己的良心，便自杀而亡，以死劝和。庞参、马贤两人以己之私，逼死了吴咏，悔青了肠子，遂尽释前嫌。
　　老人不但能说出名字，还能详细讲出他们的故事。
　　这说明，老百姓的心透亮着呢，一个人只要有功德，或者为百姓做了好事，善事，百姓会永远记住的。什么是民心，这就是民心。
　　张轨一听，竟然是汉末的故事。但有总比没有好，两个高风亮节、忠烈赴死的故事，让张轨很受感动。为树立榜样，张轨就亲自带领州府官员，轻车简从，不辞劳苦，专门去金城郡，找到冯忠的后人，又去张掖郡，找到吴咏的后人，东西来回两千里，在当地郡、县官员的陪同下，高调而又隆重地给两位忠良祭扫墓地，并慰问嘉奖了两位忠良的子孙，要他们记着祖先的美德，把家风发扬光大。
　　张刺史给忠良扫墓的故事，很快在金城、张掖两郡传开了。跟后儿，又在凉州各地传开了。说新来的张刺史，没有官架子，亲自给忠良扫墓，添新土，树墓碑，慰问其子孙，这可是几百年从没有过的事啊。张轨的行为，很快得到百姓的赞许，取得了官民的信任。
　　张轨亦成功地借忠良的口碑，树立了自己的口碑。
　　张轨回到姑臧州府，下令河西各郡县官员百姓学习冯、吴二人的忠良品德，开了树立儒家道德模范的先河；号召各郡县要善于发现典型，树立典型，表彰尊老爱幼、乐于助人、拾金不昧、学习文化等好人好事，以此改善社会风气。张轨推崇“忠孝节义”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凉州百姓的不少赞誉。
　　之后，张轨继续深入民间，就汉朝以来的儒风推行情况、教化情况进行深入调研。结果发现若大个凉州，在州治所在地，竟然没个太多的道德模范，而像样的，仅找到了两位。这样的模范，不是多了，而是太少太少。他在微服私访中，看到的更多的现状是，汉末以降，凉州的风土人情急剧恶化，老人不知作揖谦让，问路不知尊人雅称，凉州青年整天耳闻战乱，无所事事。说明“凉州之乱”三十多年来，儒家礼仪道德滑坡，快要把汉代兴盛起来的儒家文化丢干净了，这样的社会是不好治理的。武威姑臧的这种现状，急需改变。凉州的现状，必须改变。
　　张轨把这种现状深深地埋在心底，继续做着决策前的调研与思考。
　　
　　第17章 重武轻文，凉州礼乐不行
　　
　　经过调研，张轨很快发现，凉州这地方更深层次的问题是重武轻文的社会风气甚为浓厚。具体表现是：尚武之风兴盛，崇儒之风不足。而凉州境内，特别是河西，从东头的武威郡，到西面的敦煌郡，两千里的路上，风气又截然不一，武威人尚武，敦煌人崇文。
　　造成这种现状的根本原因，有三个。
　　一是由时代和环境造成的。自汉武帝开通河西四郡后，凉州始终承担着“天下要冲，国家蕃卫”的战略重任。武威姑臧是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几百年来，河西生乱，主战场必在武威；征伐西域，武威又是准备粮草、培育战马、生产兵器的大后方，是军事后勤保障基地，养成了自古尚武的风尚。故武威军功豪族势力雄厚，著姓显赫。而通往西域的关门敦煌，就成了安然之地，凡河西之乱，天塌下来，先有武威老大哥顶着，敦煌偏安一隅，一般中原的战火也烧不到敦煌，不用愁战，安于农耕，忙时种地，闲时读书，养成了自古尚文的浓厚风尚。故敦煌儒家世族著姓繁多，群星闪烁。即便在州治姑臧，在州府为官的文官们，十有八九，都来自敦煌儒家世族。这就是自汉武帝开通河西以来，几百年“武威多出武人，敦煌多出文人”的人文地理因素。
　　史家常说，那时的姑臧，已经是凉州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事实上不是。自汉四百年来，凉州的文化中心早移到了敦煌。武威军功豪族云集，满城都是黄金甲；敦煌儒家世族甚多，满城都是儒墨香。这是铁的事实。姑臧作为凉州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有武无文，或重武轻文，已经成了难以改变的事实。张轨想改变这种现状，让武威亦如敦煌一样，多出些文人。张氏政权想了不少办法，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到前凉灭亡，七十多年了，张氏家族经历九主，虽然使儒家文化得到了空前的普及，民风得到大大改善，但根本上还是没有改变这种“重武轻文”的现状。好在张氏政权一直在努力。
　　从文武两道讲，武威姑臧需要多些儒雅之气。
　　二是由西晋中央的教育制度不公造成的。西晋灭吴，一统中原后，司马炎特别重视儒学，“应运登禅，崇儒兴学”（《晋书•荀崧传》）。武帝每以儒学为本，以百家为末，承袭魏制，在中央设立太学。咸宁二年(276年），又取法《周礼》“国之贵族子弟，国子受教于师”,设立国子学。当时国子助教曹思文说，“太学之与国子学，斯时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是为了“辨其泾渭”，才于太学外另立国子学。惠帝元康元年(291年）规定：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入国子学，六品以下官员子弟入太学。“两学齐列，双宇为一，右延国胄，左纳良逸”，“故国学、太学两存之也”。开了我国古代于太学之外专门为士族子弟另立学校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