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学中，共招博士十九人，由太常博士领导。侍中、常侍、黄门等官员当中的学识渊博、洽通古今，德行能为世表的人，皆聘任为国子博士。一则负责在殿堂上应对，以备皇帝顾问；二则参与教育国子学子弟，以弘扬儒学；便于祠、仪两个部门，以及太常等官员，随时问疑解惑。咸宁四年，国子学又设国子祭酒、博士各1人，助教15人。选择国子博士的标准是“履行清淳，通明典义”，并且必须是高级贵族才有资格。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选择张华、刘寔为太常之官，以示对儒教的重视。太学学生的种类有弟子、门人、寄学、寄学陪住、散生等五种。太学中人数到太始八年(272年），已达到7000余人的规模。这种国子学与太学的分立并存，是西晋实行“九品中正制”选士制度，重视门第阀阅的必然结果，把汉代单轨制的太学，发展成了太学与国子学并存的双轨制。后来八王之乱，学业渐衰。到国子监中骑攻下洛阳后，一时间太学与国子学都被毁，成为灰烬。
　　西晋中央的这种教育制度，基本把凉州人的子弟，拒之门外了。没办法啊，中央高校，国子学是西晋的“清华”，专门为朝廷培养高级官员；太学是西晋的“北大”，为地方培养官员。但不论西晋的“清华”，还是“北大”，办的都是儒学，不是军事院校，谁让你凉州高门大姓多是武功军族呢。人家即便想招收你凉州的子弟，也都是马背上杀伐、刀刃上添血的子弟，没有生员啊。而国子学是专为五品以上官员子弟所设，凉州及各郡县五品以上地方官员很少，结果是，西晋前中期，教育最兴盛的时节，能到洛阳国子学读书的凉州高门贵族子弟为零；能上太学的十有九都是敦煌人。所以，在洛阳城里，基本是靠敦煌人支撑着凉州人接受教育的脸面。显然，这种教育制度，对凉州人不公平。凉州是西晋的上粮大户，纳税大户，进贡大户，轮到高门大姓子弟读书做官，竟然轮不到凉州人。
　　不公！不公！不公！
　　西晋朝廷可能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对地处遥远西部的凉州确实有点亏。太学刚办起来时，招收的只有弟子、门人、寄学、寄学陪住四种学生，这四种生员其实都是中原及南方高门大姓与豪族、贵族的特权，近水楼台先得月，与凉州丝毫无缘。后来，西晋朝廷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经过凉州及地方郡县的努力，西晋朝廷就在太学中多设了一种生员，叫“散生”，专门招收凉州所辖四郡和西域人子弟，西晋中央才算有了支持西部教育的特殊政策。不管高门大姓，武功豪族，儒家世族子弟，只要有文化基础，家族有经济能力，再加州郡推荐，都可到洛阳上太学。
　　西晋为什么把条件放宽到“散生”呢？由于凉州离洛阳路途遥远，即便凉州的高门大姓，比到洛阳高门，就成小巫见大巫了，弟子少，门人寡，寄学，又住不起学校，缴不起学费，寄学陪住，又天高路远，无人陪读，朝廷就允许凉州学生可以寄居散住在洛阳京城亲戚、朋友家中读书，故叫“散生”。
　　这一政策，看着对凉州人倾斜了，公平了，倍儿棒啊。但实行的结果，仍然是天窗里掉苜蓿，能看着，够不着，门开着，进不去。因为在凉州，只有敦煌郡儒家世族多，家族重视教育，子弟文化好；武威郡等河西东部的其它郡县武家世族多，军功豪族多，识字的少，家族多不重视教育，武家子弟又游手好闲的多，好弄是非的多。结果是，西晋对凉州的偏食政策，让太学招录“散生”，基本成了敦煌郡人的专利，而武威郡和其它郡人寥寥。直到西晋末年，出仕京城洛阳的武威人依然寥若晨星，难觅踪影。
　　三是路途遥远，凉州礼乐废而不行。自河西鲜卑叛乱以来，凉州与西晋中央的道路一度被五胡隔绝，盗贼猖獗乡里，使得凉州大地萧条荒芜，高门大姓子弟想去洛阳上太学，也去不了洛阳。现在，虽然平定了叛乱，凉州归宁，但西晋初兴之时，传来的礼制已废而不行，传说“三年不习礼制，礼制必然废毁；三年不习乐制，乐制必然崩坏”。何况凉州礼乐不作的时间长达几十年了呢?
　　这种状况，急需拨乱反正。靠西晋中央的教育制度，解决不了凉州的问题，给凉州培养不了高级人才。要改变凉州儒风不兴的现状，只能靠凉州人自己。遵循古制进行治理，设立学校，宣扬六艺，教育年轻一代，从废毁中复兴。如果遵循前代典制，复兴文教，自立太学，让凉州官员子弟，都能在本州本郡有学可上，有书可读，就会大大方便凉州子弟求学读书。想立德出身为官者，通过学习而通晓礼乐之道。立德之路开启，诈伪之途便会自然闭塞，那么，教化治世之道便会无需威肃而成功，无需严厉而大治。
　　张轨决定依此而行，振兴凉州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