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轨经略凉州的方针和目标是“尊晋攘夷”，“保宁域内”。
　　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要建立一支强悍的军队。“凉州之乱”，只所以乱了三十年，就因为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来保护老百姓的劳动成果，生命安全。凉州自古有尚武之风，汉代以来“烈士武臣，多出凉州，士风壮猛，便习兵事”之风，到东汉末，至西晋，已大大衰弱了。强军，一可顺应民心，使“性好习武”的“凉州人”有事做，守本份，不胡闹；二可安抚羌胡和流民，使少数民族和流民有出路，有饭吃，与汉人一样，活的有点尊严。但是，号令发至各郡县，积极动员百姓参军时，百姓兴致却不高，应者寥寥。
　　司马宋配认为，根源在兵制上。其时，晋朝凡为兵者皆入兵籍，单独立户，不与民同。父死子继，世代为兵。士兵家属集中居住，士兵及家属的社会地位却要低于郡县民户。为扩大兵源，政府往往还谪发奴僮与罪犯为兵，充任军队。凉州实行的也是这种单一“世兵制”，依然延习曹魏时期的屯田，后世西魏隋唐时期的府兵，明朝的卫所，都与此异曲同工。都是选取军户，世代为兵，政府分给田地，闲时务农，战时为兵。
　　这种兵制，存在着三个致命的弱点和问题：
　　一是无地位。兵士军户社会地位低于郡县民户。当兵本是保家卫国的高尚事，但过去州府征兵，不是招罪犯、流民、奴仆，就是抓兵，见羌胡抓羌胡，见鲜卑抓鲜卑，强征强抓。如此一来，兵户与奴仆和罪犯为伍，与贼为伍，社会地位能高到哪里去呢？有什么荣誉感呢？于是，民间就有了一句话：“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后世的社会，兵源都是普通民众。别说犯过罪的人不能入伍，直系亲属中有犯过罪的都不行。
　　二是无战力。将士军事素质千差不齐，战力不强。这种兵民一体的世兵制，闲时务农，战时召集，压根就没有统一操练的时间，兵士素质自然千差不齐，怎么有战力？朝廷给予将领兵符调令，官府发给士兵武器盔甲，士卒自备口粮。如此出征，将不知兵，兵不知将，互不了解。此种军队，保境安民或许尚可，然而出征在外，战必胜，攻必取，却是不可实现。
　　三是无保障。这种兵制，不考虑民户人丁，有的全家，只要有男丁，全被征去当兵；有的独子民户，只有一个男丁，也被征去当兵。如此一来，一旦发生战事，兵士出征在外，好多军士家中老人、妇女、孩子就无人照料，田地就无人耕种。就如现在的年轻人出外打工，家里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的问题十分突出，一模一样。将士们身负后顾之忧，人在前线，心在后方，又怎么能安心上阵杀敌，建功立业呢。
　　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打胜仗，保护一方百姓呢？
　　张轨采纳了司马宋配的建议，实行“正副兵制”。正兵，就是在军中选少量精悍之士，或在羌胡鲜卑中择优选录骁勇善战者，组建成凉州精锐步骑，兵士就是兵士，闲时也不务农。就如现在的职业军人，闲时操练，战时征战。将吏领兵，同吃同住，袍泽之间交情笃厚。上下一心，不论守土，抑或出征，此等锐卒确可战必胜，攻必克。副兵，就是把招到的其他兵士，编为辅兵，农忙时参与农事，农闲之时操练。若敌来犯，与正兵一同守土御敌。出征之时，正兵主战，副兵主辅，从事为大军押运粮草等后勤保障工作。待得战事紧急之时，辅兵亦可编为正兵，上阵杀敌！
　　然而，此种军队，不管正兵副兵，兵士家庭的后顾之忧，依然无法解决。再者，正兵不参与生产，所需粮草武器盔甲器械，乃至牛马畜力，以及士卒养家糊口所需军饷，甚至于战殁之后官府应发抚恤，均出自国库税收。如此一来，养兵多，则国库不堪重负。养兵少，则无力保境安民。
　　随调整具体征兵办法，选取正兵，不选独子，家中只有一男丁者，免除军事。家中壮年男丁有二三人者，抽一人为正兵。男丁四人以上或再多者，抽一人为正兵，一人为副兵，必须保证家中有男丁，从事生产，照顾老少。如此一来，即使正兵、副兵都出征在外，家中老人及田地，都有人照料，田地都有人耕种，征收军需粮草就有了保证。将士们便可免除后顾之忧，上阵杀敌，建功立业。不管汉人，还是流民，鲜卑，羌胡，都一视同仁，按“正副兵制”实行。让少数民族，与汉人一样有尊严地参军，有尊严地生活。
　　这就汲取了以前“凉州之乱”中朝廷对羌胡民族“不善抚驭”的教训。张轨从抚驭入手，联合凉州四部鲜卑，收编俘虏的鲜卑余部，吸收其他民族中骁勇剽悍之人，组织成了驰名天下的“凉州胡骑”，厉兵秣马，严加训练，成了一支训练有素，战力极强、驰名天下的职业军人。平时保境安民，耕田种地，战时南征北讨，勤王护晋，威名远扬的一支骑兵队伍。
　　从此，“凉州大马，横行天下”。
　　张轨创建的凉州军团，规模有多大，史书没有明载。但从张轨后来几次大的勤王使晋，派兵保卫晋廷中央、讨伐地方叛乱的兵力上，可以估出个大概。305年，张轨派汜瑗率兵两万兵力讨伐韩稚。308年，为辅佐秦王司马邺，派宋配率步兵骑兵二万，直抵长安，护卫天子，还说有五万步骑兵随时待命，络绎进发。309年，张轨命令张寔、宋配领步兵、骑兵三万余大军南下西平，讨伐曹祛。仅从这几次派兵中，保守估计，经过张轨几年的励精图治，发展兵力，凉州军团不下十万。这还不包括各郡县的地方武装。其中，联合凉州四部鲜卑建立的“凉州胡骑”不下五万。不然，凉州仅有三五万步兵骑兵，一次勤王就都派出，导致地方空虚，无兵守护，就犯了兵家之大忌。这为保卫凉州全境安全，让百姓安心生产，有充足兵力勤王，保卫西晋中央，奠定了坚实的军力基础。
　　宋配平定河西鲜卑叛乱，斩杀若罗拔能，俘虏的十余万鲜卑人，为张轨建立“凉州胡骑”提供了充足的兵力保障。但剩下的几万鲜卑人如何安置，深层问题如何解决，难题又摆在了张轨及宋配面前。宋配明白，如果安置不好，又是未来的隐患。历史上众多的教训就摆在眼前。不论是汉朝时期的匈奴，还是现在的五胡，以及后世的柔然、突厥、吐蕃、回鹘、契丹、女真、蒙古。农耕文明的中原政权在与这些游牧民族打交道的过程中，始终不乏那些降而复叛的鲜活例子，无非是中原强盛时期，四周诸夷尽皆归附，无不极尽谦恭。而中原若遭逢内乱，国力削弱，无力再起强兵威服四方之时。这些游牧民族无疑又会瞬间在野心家的带领下，起兵反叛。使得中原政权本就糜烂的时局更加的难以收拾。
　　西晋中央歧视少数民族，不把少数民族当人看，边任的晋将“不善抚驭”，“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尝啗利，妄加讨戮”，强征鲜卑兵，或掠沦为奴婢佃客，同时还要鲜卑多缴赋税，导致与“羌戎不和”。这种民族政策怎能使河西鲜卑不心怀怨结，又怎能不让他们奋起反抗呢？西晋末年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根源就在于此。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少数民族与地方豪族的土地矛盾。河西鲜卑虽是马背民族，但在马隆平叛后的十年，已在湟水流域学会了农耕生产。但土地上只要能长庄稼，有粮可收，有利可图，有税可夺，贫苦人的草场和土地，就渐被豪族霸占垦种，赋税又重，只得再次起来反抗。
　　所以，“凉州之乱”是以河西鲜卑秃发氏为首，联合匈奴、羌族等河西民族，共同反抗西晋民族压迫的起义。从民族角度说，秃发树机能是杰出的河西民族领袖。他领导的“凉州起义”，虽然对河西社会经济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破坏，甚至造成“河西荒废”的局面，但正面又促进了河西诸多少数民族的团结与融合。从生存角度说，人无饭吃时，争抢，就不是道义的问题了。凉州本就不是汉人的天下，自汉武帝开通河西后，虽然经济发展，汉人的日子过的舒服，但少数民族一直处于被边缘化、歧视化的地位，不能与汉人那样有尊严、有草场、有耕地的生活。而凉州这块地方，太是水草丰美，土地肥沃了，是老天恩赐他们的家园。故在少数民族眼中，是汉人掠夺侵占了他们的土地。他们中，不管匈奴还是鲜卑，只要号召起义，夺回自己的地盘，便是正义，必响应者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