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儒”VS“真理” 一个特定文化的民族，必然具有特定的生产力，因而生产力，在东西文化中才会表象出不同的文明性质。文明的本质意义，不是局部的民族文化，而是全人类的生存。
回顾历史，自从有了人类以来，历史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向我们走来。关于历史，有一种真切的说法，那就是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部生存斗争的历史。
人类的斗争，始终围绕着争夺生存空间，生存资源进行的。在长期的生存斗争中，人类社会形成了部落，部落联盟，国家……在生存斗争中，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也在不断的变化，有的消失了，有的存活下来了。有的“死”而“复活”。这种斗争是贯穿人类社会始终的。随着斗争的手段不断现代化，杀伤力，破坏力的扩大，极有可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走向极端，人类将在斗争中同归于尽，这就是世界末日。人类的生存斗争，现阶段表现为国内的权利斗争和国家间的战争。这就是历史和现实。这就是人类生命的本性。这就是历史发展的恒定规律。这就形成了人类社会利益之争的东西方文化的两大阵营对垒，两大价值观的生生相克。这两大截然不同的阵营文化发展趋向，是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粉身碎骨？还是在求同存异的发展中曲径通幽？这的确令人类社会在文化发展的进程中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也成了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最为“尴尬”和“无奈”的生命“异己同化”的价值观。它最终趋向于何方？一个毋庸置疑最铿锵有力响彻全球的答案将清晰告诉世人：民主和自由！这是人类生命共同追索的真理心灯！也是人类生命自由和尊严的普世价值！
然而，进步与自由，是西方世界现代文明发展中的核心概念。中国作为“他者”，正好确定了这两个核心概念的对立面：停滞与专制。中国是进步秩序的他者──停滞的帝国；中国是自由秩序的他者──专制的帝国。
历史是一部人类社会哲学的教科书，它教我们读懂得了生命的艰难历程，教会我们怎样去善待生命世界，唤醒了我们重新认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读过历史的人一定醒悟释然，了解历史的人大概都知道“方孝孺和布鲁诺之死”的原因，也应该深明中国人对奴儒文化的“膜拜”和“忠义”和西方人对真理正义的“追问”和“求索”。从方孝儒和布鲁诺身上可以看到东西文化的截然不同，尤其是从方孝儒身上我们清晰深刻地看到了一个民族文化根深蒂固的性格和基因，其身上也可以找到一个民族文化、制度和人性历史轮回的宿命和答案。历史明灯，鉴照未来。
“人，不能被判为奴，只能自认为奴。”以这句康德名言赠送给方孝儒形象再生动和深刻不过了。生命苦短皆前定，遗传基因是根源。一个人是这样的，一个民族也是这样的。方孝孺和布鲁诺之死体现出中西文化的二元对立和区别，也决定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历史命运。一切事物都有其自身的发展根源，有机和无机物质都如此，生命也如此。皆因朝向，所以死有二态，泰山之上，鸿毛之下。
方孝孺和布鲁诺相隔千万里，时差两百年，却都遭受了惨绝人寰的极刑：方孝孺被“磔于市”，也就是当众分裂肢体；布鲁诺则在火刑柱上被活活烧死。虽然两人皆为威武不屈的殉道者，但所殉的“道”却大不相同，中西方人文化价值观的巨大差异也由此显现。
方孝孺是明朝初年最德高望重的儒生，被明太祖朱元璋任命为皇太孙允炆的老师。由于皇太子早逝，明太祖死后由皇太孙继位，就是短命的明惠帝，方孝孺理所当然地成为顾命老臣之一，尽管他年龄并不老（死时才45岁）。后来，朱元璋的第四子燕王朱棣打到南京，即帝位，是为明成祖，惠帝则“不知所终”。当时的大臣投到新皇帝一边的，方孝孺等则死保旧皇帝。那时最重要的刑罚是灭九族。方孝孺“名垂青史”的特殊处是“死十族”，那第“十”族是和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学生。朱棣夺位成功后，召方孝孺，要他起草登基诏书。方拒绝，投笔于地，又哭又骂，说再强迫他写，他就写“燕贼篡位”四字。朱棣大怒，对他说：“汝独不顾九族乎？”方说：“便十族奈我何？”于是他的门生多人也被“收斩”。据史书载，仅方一案，受株连而死的有八十七人。
方孝孺死难的年代是1402年，是15世纪的开始。那时，文艺复兴的朝阳正在欧洲慢慢升起。先有1401年德国人库萨率先破除“地球中心论”的托勒密体系，后有100年后波兰哥白尼的“日心说”问世，紧接着布鲁诺诞生于意大利（1548），发展了哥白尼学说，并提出“宇宙无限论”。布鲁诺的一生既坎坷又丰富，既是诗人又是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才华横溢，著述甚丰。他的宇宙观与库萨和哥白尼一脉相承，在当时，他所坚持的宇宙观，既不容于旧的天主教，也不容于坚持亚里斯多德教条的新教。因被人向宗教法庭告发传播异端邪说，布鲁诺于1592年被威尼斯教廷收审，后来又被引渡到罗马。他在罗马狱中受审讯长达8年，种种辩护都无效，罗马教廷给他的唯一出路是公开、无条件地否定自己的学说，这点他坚决拒绝。最后被判处烙刑，临刑前舌头被夹住，足见他的言论有多大的威慑力。在向他宣读判决书时，布鲁诺有一句名言：“也许你们判决我时，比我收到判决时更感到恐惧。”不过布鲁诺只一人殉难，未株连到其他人。同属黑暗的社会，中西方文化的泯灭人性残害生命滥杀无辜如此迥异。
从方孝孺到布鲁诺殉难的200年中，欧洲在政治、哲学、科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学科领域，弥漫着一种强烈的张扬个性、反控制、反禁锢的气氛，这个大繁荣、大发展是在民间社会兴起、人性得到解放的基础上取得的，而且完成了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发生了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基本上结束了神权统治，民族国家成型，为17世纪的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18世纪的工业革命扫清障碍。
反观这200多年的中国，无论是生产方式还是上层建筑或是人的观念都没有本质的变化。明朝在内部杀戮、争斗中，在宦官、权臣、昏君专政中，在一批批直言敢谏之士人头落地中走向衰亡。到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满清入关，士大夫或殉旧主或投新主。清朝之取代明朝，只不过是又一次改朝换代，重复着大同小异的历史，凭据的还是大同小异的道统。天空还是那片天空，地狱还是那个专制黑暗的地狱，中国还是那个千古不变的君主帝国。
专制王朝的历史轮回，中华民族的儒教文化，历代中国人的人格诉求，通常与人的本性都很遥远。方孝孺认为君主（自己主子），比自己的生命重要，这是方孝孺的自由，倘如他还能说明白，君主的利益为何要比一般人的生命重要，那我们就不能不佩服方孝孺的人格了，也不得不惊叹千古中国儒尊文化的仁义道德了。
就抽象的个人道德而言，方孝孺和布鲁诺都是铮铮铁汉，为捍卫自己认定的“死理”宁死不屈。但是他们各自捍卫的“道”和“理”却有天壤之别。对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来说，地球就是围着太阳转的，这是他们已经发现而且坚信不疑的事实，国王、教皇都无法改变，这就是科学，以科学明证追问真理的存在，进而不断地探求正义。与此有关的人在压力面前表现不一：哥白尼慑于可以预料的压力，迟迟不敢公开其发现，直到死前不久才正式发表；伽利略有坚持也有妥协，在教会的淫威下也说过违心的话；布鲁诺则刚正不阿，甚至为此送了命。但是无论怎样，他们还是公开说出并论证了自己的科学发现，他们的历史贡献是与先进的科学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个人也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灿烂群星之一，也是推进人类社会历史文明的拥有强烈责任心的良心人士和真理志士！
正是他们这种崇尚科学坚持真理的精神，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点燃了文艺复兴的火种，驱赶着中世纪的黑暗。也正是像布鲁诺这样生命风骨精神勇士一样的无数人文主义者的欧洲人挥舞着自己的旗帜，以“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响亮呼喊出了自己的心声：“我是人，我拥有人的一切特性！”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反抗黑暗势力对人的奴役，反抗教会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控制，他们歌颂人的智慧和力量，赞美人性的完美与崇高，反对宗教的专横统治和封建等级制度，主张个性解放和平等自由，提倡发扬人的个性，要求现世幸福和人间欢乐。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浩荡卷帙，给人类洒下一片灿然，给世界带来无限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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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度北会明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