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凡用手掌将那堆瓜子壳拨进垃圾桶，再把瓜子拨进瓷盘，悄无声息地动作。陈水看出来，她的沉默与即将的爆发有关，她的眼睛是潮湿的，但不是悲伤，而是积蓄过久的雨水，到了亟待宣泄的边缘。但她的眼泪后来没有流出来，一直都没有，表现出了不可思议的执拗。
　　这么多年来，为了照顾情绪不稳定的陈星树，白凡像影子一样陪着他：读书、活动、看病，只在梦中哭泣、惊悸，然后安静醒来。这个女人不是天生地柔弱，她是无可奈何地顺从，因而遇事都听从陈水的安排，不引人注目，不需要思考，也难得显现出激动来，仿佛活在一个怯于羞耻的梦境中，丝毫意识不到其中令人心碎的悲痛。
　　陈水几乎不露一点的心烦和焦躁，他对驾驭生活有自信到了偏执的准则。没有人能够从他眼皮下发生偏差，一旦出现，就需要及时地拉住缰绳，严格控制。陈星树的症状只可能是生命结构上的出错。那一年，当邻居家的孩子考上一所名校，陈水又惊又喜，坐立不安。他从摊开一张纸开始，在上面罗列了两家孩子历年的各科成绩，经过不同时期的横向比较，得出陈星树在同一阶段都略占优势的结论。他随即制定出未来每个学年的目标成绩，把目标互相累积，合成最后的、超越邻家的终极目的。这样一来，他对陈星树说，你一定可以做到的，除非是我疯了。他又说，你需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只要你超过隔壁家的孩子。又说，你要实现不了这个目标，那我只有把你送到乡下，而那样的话，在你的能耐里，种地只能是靠牛，开拖拉机都是不可能的。
　　但陈星树推开那张纸，用一种极其冷静的口吻回答：就眼下农村土地到户的实际，每户人家的田都不超过5亩，使用耕牛的成本明显低于使用农机。
　　陈水大失所望，愈加殚思竭虑地设计出一套每日持续学习12小时的作息表来。提升和巩固成绩的唯一方法，是让学习者投入学习的环境更久，并持之以恒。结果，还不满一年，陈星树的精神就出了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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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律师和陈水多次见面，就命案相关的问题做了深入地交谈。但即将退休的律师在这个过程里渐渐意识到，陈水言谈坦率，细节处绝不敷衍，而他的问心无愧，反令律师深感不安。谈到陈星树的教育与病因之间的关系时，陈水执拗地强调，他不需要依赖别人的意见，即便是教育专家：枕下压着的漫画书必须烧点，在纸片上画武士和精灵的行为要禁止，学生就应该在学业上专心，才能积极精进。他编制的作息表也就是12个小时。在12小时里，除去在学校的时间，剩下的已经不多了。各式各样的练习册堆满书架，怎么能有丝毫的松动和懈怠？做父母的也不轻松，要接送孩子、买资料、托人补习、辅导，还有烹调可口的饭菜，到深夜才松一口气。
　　陈水说，一株幼苗如果不精心培育，就会长成杂草，必须除去。他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但失败了，是陈星树无能超越自己的极限。他反问：一个受人尊重的、有社会地位的家庭里，竟然出现一个精神异常的人，难道不是一种羞耻？和付出生命的代价相比，整个家庭付出的代价就更大，结果还让人议论纷纷。
　　在这时，陈水仿佛看到了无数双眼睛盯射过来，身体僵了一下，突然缄口不言。
　　律师在整理全部的谈话记录时，已经看到未来的辩护前景，阴云密布。他在赵水讲述的一个细节下画上横线，无意中流露出内心瞬间的茫然失措。赵水说，他曾经亲眼目睹一个智障孩子，身材异常瘦小，却用手抓起窝里的鸡雏，一只接一只地按进水里，整整14只，只是为了看看小鸡会不会游泳。暴力一旦发生，任何开脱都是徒劳的。
　　律师把一份社会调查资料附在记录后面。调查显示：如果家中出现有精神病人，被访者近半数认为这是家人的负担；而认为家人有羞愧感的近7成；瞒着，不让邻居和同事知道的接近三成。最后，律师又在调查资料末尾添加一行字：“……一些细小的裂口和缝隙。但是它们却暴露出了外壳下面的一个无底深渊。”（《共产党宣言》，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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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有人劝陈水说，不抽烟、不喝酒、不会娱乐，结果并不比那些有小嗜好的人更实在。有适当而得体的嗜好，不仅可以周围的人感受亲切，更重要的是可以舒缓、转移内心的压力。太偏执于自我约束，只会无形中向四周施加压力，你如果没有意识到这点，到头来就会几乎一个朋友都没有。
　　那一天，陈水还是客气地谢绝一个同事的聚会邀请。同事没有察觉丝毫意外，都知道陈水的秉性：客气、严肃、苛刻，与常人不太一样。无论新交旧知，在私下都开玩笑地说，他走路只会顺着一条直线走，转弯也一定要转直角，是个活得挺累、挺压抑的人。有人曾经抱怨和他相处压力太大，仿佛重温陈星树的童年，吃饭要小心，不能有一粒饭掉在地上；每天起床和睡觉都要准时，几乎可以精确到分秒；写字，就要求每一笔一划都要写成一样。陈水在很多场合下，把不近人情的苛刻都派上了用场。
　　事实上，围绕后来发生的这件事已经说了很多话。无可争辩，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悲惨事件。绝大多数人的人都纷纷表示，之前对陈星树的精神状况一无所知，都说他是一个腼腆、听话的孩子，有时穿着怪异，下身短裤，上身羽绒服，可现在的年轻人不都喜欢这样么？而在陈水、白凡身上，则由惊愕之余，都认为他们不想自己年老之后，儿子没人照料，他们更不想让儿子的病情路人皆知。因此，在很小的城市里，人们的看法惊人一致，而且几乎都伴随有漫长的叹息。
　　在许多年里，人们还将继续谈论起这件事，但在最根本的一点上，肯定不是急于澄清精神病和其他疾病一样，只是病而已。换句话说，要我们承认内心的歧视和给了我们怎样的羞耻，就等于要在别人的目光下扬起一张花脸，继续生活下去。
　　这个事件发生的前一个月，一个男人被送进精神病院，“在医生办公室，该男子的妻子，却一直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身份。她说，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家里出了个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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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陈水和白凡进了卧室，看到白天扛回来的煤气罐，表面的油漆有些剥落，一根塑料管不是结在气嘴上，而是散散地盘在地上，像一条被遗弃的蛇。白凡再次陷入迟疑，她说，要不算了。陈水重重地坐在床沿上，说，要是现在还心存侥幸，莫非要等他杀了人，才算死心不成？白凡闭上嘴，她又一次逆来顺受地接受下来。虽然习惯了什么事情都靠陈水拿主意，但她也清楚眼前只有怀着恐惧等待，不可避免的事情都将发生，如果只是坐在黑暗中犹豫，作为回报，陈星树的失控就会成为无法预测的狂暴大发作。
　　遭受了持续十年的绝望和沮丧，白凡对明天已经不抱任何希望。时间在静静流逝，黑暗中看不见什么东西，她的思维反而清晰地回到从前：他们对陈星树倾注了多少心血啊，虽然管教上严厉了，但还是非常的溺爱，要什么给什么，甚至还曾把他今后几十年要走的路也完全规划好了。在这个时刻，白凡真的渴望陈星树就永远活在那时，不要长大。
　　她习惯性地滑进半清醒、呆钝的状态，因为身体和精神的极度疲劳而获得一种超脱，要不是身边的陈水不时地翻身，她几乎要睡着了。她没话找话地问了一句：楼下的那个人是不是已经走了？
　　陈水说，已经走了，而且再也不会回来了。他说，那人从一个遥远的地方来，按着地址寻人，可这里的变化让他茫然，那么多的楼房和岔道，像一座陌生的森林包围着他。每一条道路都指向绝望，但他还是执拗地沿着这条弯弯曲曲的线路寻找，不过现在他走了，真正的走了。他已经被迫接受了无果的羞耻。陈水顿了顿，又说，遗忘会再度消弭羞耻的。
　　他们在黑暗里交谈，以实现暂时的遗忘。但也有人试图通过电话，向他们发出警告。陈星树的主治医生注意到，根据病历推算，陈星树须按时服用的药已经完了，如果不及时到医院取药，后果不堪设想。但根据往常的经验，如果贸然联系，完全可能引发陈水的怒火。在今夜，医生只能对着电话机发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