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兵队长在一旁说：“别哭了，大脑壳他娘。我们也不是要为难他，他这回可犯的是现行反革命罪。怎么处理他，只有明天一早送到公社去，看公社咋个说了。”
　　第二天上午，我们刚吃了早饭，就见治保主任、民兵队长与大脑壳一起从公社方向回来了，我惊奇地问：“大脑壳，你没事了？”
　　民兵队长无限婉惜地说：毛主席真的死了。
　　我闻言一楞，心里想着：毛主席怎么会死呢？！
　　（十六）
　　国庆节刚过，我的双腿无故发了许多红痘，开始只是一些骚痒，不几天就变得双腿红肿到了溃烂，我只得回城去疗伤医治。在家呆了一段时间后，迫不得以又回到了生产队。因为回城去“疗伤”，加之人年轻好玩，时常又隔三叉五地与知哥知妹们聚结玩耍，“耽误”了参加劳动挣工分；一年到头竟只有五百多个工分值。那时生产队分配粮食是按全队总工分值除以上缴公粮后剩余的粮食数量，按每个工分值均摊分配。一般村民壮劳力年工分值约会有三千六七百个左右，但我却只有五百多个工分值，也就是说我只能分得来年仅够不足两个月的粮食。一年要饿十个月的饭，想想心里就不寒而颤。
　　那时我们几个知青里，除了刘玉萍挣足了能够分回全年口粮的工分外，陈刚、杜梅和我都成了大问题。陈刚和杜梅依靠家里补贴，按每十个工分值四分人民币计算，补交现金换取了工分，才保证了口粮的分配。
　　但我家里拿不出钱来，只能靠自己。赶快想办法吧，这已不是闹着玩那么简单的事了。失眠了一个晚上，最后鼓起勇气去找副队长兼记工员大哥，死皮厚脸地央求加点工分。副队长兼记分员大哥到还通情达理，说你们这些知青娃也确实可怜，就照顾你们点，加记一、二千个工分吧。听见了副队长兼记分员大哥这么说，我差点就要振臂高呼“大哥万岁”了，在我还没来得及振臂的时候，忽又听副队长兼记分员大哥说：“你们城里好弄’云南白药’，帮我搞一瓶吧。”
　　天啊！我一下又傻了眼。“云南白药”在那时可算得上是“圣药”，传言可以治百病，但却百分之百的属于“计划经济紧俏商品”。要弄到它必须得有当权人士的批条，我一普通老百姓到哪去弄“可恶”的“云南白药”。我一看情形，如果照实推脱，到手的二千个工分值就有“泡汤”的危险，答应下来又不知该去哪里弄得到。第一次遇上左右为难之事，犹豫不决。大哥见我如此，说如果麻烦就算了。
　　我一听即痛下决心，管他三七二十一先答应下来再说。
　　答是答应了，但到哪去弄还真费了不少劲。最初回城去托三朋四友到处买，都无效果。也曾装病去医院骗买，还是空手而归。眼看队里该分粮食了，再不回去，就真的只好饿肚子。急情下我只好托朋友搞到了一个“云南白药”的空瓶，心一横就弄了些面粉和粉笔灰混合装入了瓶里，将盖拧紧滴上腊烛封口，做贼心虚般地送给了副队长兼记分员大哥。于是，顺理成章我的工分值也就增加到了二千五百五十个，分回了全年的口粮。
　　只是对不起呀，我的副队长兼记分员大哥，那瓶“云南白药”是假的，我也是迫于“生死攸关”的无奈才出此下策。
　　（十七）
　　一次，我与刘玉萍一同赶完集后回队时，路过二佛寺庙。刘玉萍说：“寺庙后面有位瞎子，会算命。听说还很准。我们去试试。”
　　我一向不相信算命之说，心里根本就不以为然。但刘玉萍说了，我便不好扫她的兴，只好陪着去找瞎子。
　　找瞎子算命的人还真不少，我们等了好一会，才轮上。刘玉萍先算，她向瞎子报了生庾八字后，瞎子装模做样地一阵手戳捻拈，然后说：“你命上今年要占鸿运。有好事降临。不过，为了成全好事，你可能会受些伤害或者委屈。”
　　轮到我时，瞎子说：“如果今年内有蛇肯为你做枕头，你就有鸿福。否则，你将延续至少五年的苦难。”
　　对瞎子的话，我全当是瞎子放屁。有谁愿意捉条蛇来放在枕头下，枕着睡觉？果真如此，不是神精病也离神精病不远了。何况我从小就怕蛇，见到蛇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倒是刘玉萍一路上对瞎子的话，若有所思。特别对“可能受伤害或者委屈”那句话反复斟酌。看着刘玉萍出神的表情，我说：“刘姐，别信瞎子的。他那是哄人的骗计。”
　　刘玉萍喃喃地说：“不管多大的伤害和委屈，只要能回城，我都认了。”
　　（十八）
　　公社武装部长下队来检查工作，路过我那三分自留地，见到一片长势很好的土烟叶子，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绿油油的青光。便问身边的民兵队长：这是谁种的？
　　我刚好下工回来，民兵队长就喊：“小知青，过来。指着烟叶地问我：这块地是你的自留地，是吗？”
　　我心里“格登”一下，知道按政策是绝不允许私种烟叶的，因为它属于资本主义尾巴序列。心想这下麻烦了，肯定要挨训。
　　恰在这时，一条肥壮的山狗跑过烟叶地，部长望着跑远了的山狗，说：“那是谁家的狗？那么肥！”
　　我忙接过话说：“这种狗打来红烧着吃，一定非常漂亮。”
　　部长带着遗憾说：“好久没吃狗肉了。想着那味就香”。
　　我见部长不再追究种烟叶的事，就随便说道：“部长喜欢吃狗肉啥？”
　　民兵队长接话说：“部长最喜欢狗肉了。只是现在狗少，不好弄哦。”
　　我说：“要不，哪天我去弄条狗来，大家打打牙祭？”
　　部长说：“你会弄狗？”
　　我说：“可以试一下。”
　　部长说：“你千万不要在我们公社弄，要弄就远一点，到其他公社去。免得惹麻烦。”
　　说实话当时我有这么一说，纯属敷衍，目的在希望部长不再追究私种烟叶的事。基本上属于说着玩儿，没想到部长倒认了真。这下骑虎难下了，迫不得已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要得。哪天我弄到了，给你送去。”
　　（补充一点：烟叶不是我种的。我那“三分”自留地原本是因我懒惰而荒芜着，一村民见了觉得可惜便自己种上了烟叶，当然帐还得算在我头上。）
　　几天后，我和陈刚下田捉了不少田蛙。按我们当时的简单方法，将田蛙脱皮去头后，用红辣椒、花椒、老姜、盐和大料腌制后，再用油一炸，一道香气浓郁，酥脆可口的美味便出来了。
　　我将吃剩下的田蛙骨渣收集起来，用在城里医院搞来的麻醉液调合好，便到邻近的村子寻找弄狗的机会。
　　转了好几天，都没寻到合适的目标。大概狗类们也觉查到了危险的气息；往日里山沟凼凼里、荒坡草丛中，到处都能看见野狗的踪影。可这几天里，转了不少的旮旯角角，连根狗毛也没碰上。大概又过了好些天，我不死心地再次跑到相邻公社的地盘上寻找狗迹。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刚到一村子后面的山凹坑，就见一条大黄狗在地里悠转，我看看四下无人，便将田蛙骨渣扔向黄狗。骨渣散落开后溢出的香气，很快便吸引了黄狗。只三五下黄狗便将骨渣添得一点不剩。不到几分钟，黄狗便晕晕浊浊地倒下了。我急忙用事先备好的麻袋，装裹起黄狗，趁着天色未黑，向武装部长家送去。
　　到了部长家，部长显然没想到，我真的给他弄了条狗去。异常兴奋地说：“哈，这回可要好好打顿牙祭了。我今晚就宰了，你明中午过来吃狗肉吧。”
　　我说：“狗肉我就不吃了，部长留着慢慢吃吧。”
　　说完，我便告辞。部长热情地将我送到屋外，还不断鼓励我好好表现，争取早日回城等等。
　　从部长家出来，尽管天色早已黑尽，田野小道上坎坷崎岖，但是，我彷佛看见了前程一片灿烂的光明。
　　（十九）
　　上午，我和刘玉萍都没有出工。陈刚和杜梅对串门仍旧乐此不疲。几年的知青生活积蓄了太多的欢乐与愁苦的交融，更多的是迷茫与失落。当目送走周边那一位位因父母关系或具“特殊”本领，被招工、当兵、升学而跳出“农门”远走高飞的“知哥知妹”的战友时，残灯摇拽下的孤寂心灵就会一次次地被无情烫伤、愁肠万段、凄水潸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