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虽然我已经开始反感开各形式的聚会，但不得不承认，我居住的小院是很适合大家聚会的。不光我这样说，凡事到过我家的人都这么说。我住的独立小院很幽静、宽敞，里面有花有草，李小树又在里面搭了个凉篷，这样的场地，尤其是在夏天的晚上，在院子里举着酒杯，或吃着松软的糕点和各色的水果沙拉，或仰望天空看繁星，或低头和朋友小声谈论着某一个敏感话题，那是何等的惬意？当然，这种惬意的感觉并没有让我维持多久，我就开始感到厌烦了，因为惬意之后带给我更多是繁琐的事情。我要在一个个朋友玩尽兴离开之后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来清理地面和桌子上废弃的残留物，当然，我还要把喝得烂醉如泥的李小树扶到他住的屋子里躺下。

　　我私下与李小树商量过，不能再在家里举办任何形式的party了。李小树也知道，由于频繁的举办party，我在收支上渐渐开始入不敷出，由经济拮据带来的压力几乎让我喘不过气来。李小树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完全没有出去找事做，也没有创作他所谓的不朽的颓废派诗歌，他身上的钱在开两次party之后就所剩无几了。这样，他的一切开销基本得由我来负担，包括他偶尔带回来一起同居的不同肤色的女朋友。

　　我常常为他带回来的女朋友凉在我窗外的胸衣、裤头恼怒，有一次我趁他们还没起床的时候，把那个刚来没住几天的名字叫Boli的女人凉在我窗户外面的内衣扔进了垃圾兜里，然后匆匆把它们丢弃在我去出版社的路上。那次，那个叫Boli的女人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她骂我是变态，说我患有癔想症。也就是那次，我第一次看到李小树出手打人，而且打的是一个和他刚同居不过几天的女人。

　　Boli走了以后，李小树再也没有带任何的女人回来，不过他还是会时不时地以各种名义让我掏钱开party。记得最后一次他竟然为一株月季的开放而邀请来一屋子乱七八糟的人，他还把这样一个聚会设定了一个主题，叫《怒放的生命》。我暗地里骂李小树在发神精，不过骂过之后，又不得不承认李小树是个精力非常旺盛，而且想像力也异常丰富的人。

　　在以《怒放的生命》为主题的party散场后，我笑盈盈地送走了李小树请来的每一个客人。这次party李小树居然没有喝醉，这让我大感意外，他竟然拿着扫帚在灯光下一声不响地打扫着被折腾得一片狼籍的院子。在我们收拾妥当后，已近乎凌晨三点。虽然已经很晚了，但我还是想找李小树谈谈。我想告诉他，如果他想继续留在桐子巷里，就得出去找工作来应付自己的日常开销。我的话刚挂到嘴边，李小树就主动找我聊了，他说自己已经在月季花开放的时候作了一个决定，只是他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对我说而已。

　　是的，李小树的确没有多少机会能与我说上话，在我对他产生厌烦时，就每天早出晚归，当然，我并不是忙于什么工作，而是在有意躲着李小树这个人。我下班后大多数时间就泡在洒吧或茶楼里，一泡就是半天，估计李小树睡下后，我才慢慢吞吞地回家。我不知道李小树是否已经察觉到我在有意识地冷落他，不过他觉没觉察到已无所谓了。我已经不在意他对我的任何评价和看法，尽管他原来经常对我说，他很欣赏我的为人与处事，我也知道他把我标到了一定的高度——说我有真男子汉的胸襟，有海纳百川的气量等。

　　说实话，当我和李小树住了一段时间后，就盼望着他能早日从桐子巷搬出去，尤其是凌蓝把那话说出口之后。但李小树并不知道我这一想法，他后来能主动对我说起这样的话，虽然时间拖得长久了一些，还是让人感到很兴奋不已。我非常乐意李小树在那个party散场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能说出这样一个让我激动不已的话题。李小树说他打算天亮之后就出发，他已经决定自西向东沿着长江流域从西藏、云南、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苏、江西、浙江一直回到起点——上海。李小树说他要让长江流域踏满他的脚印，听到他这话，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我问李小树怎么突然有了这样一个想法，他说：“我也并不是突然才冒出来的想法，这是我从小就藏在心里的计划，只是一直畏首畏尾躲在安乐窝里没有真正付之于行动罢了。”

　　我应该支持李小树，不为别的，仅仅就为他能搬出桐子巷这一壮举，我就该去支持他。我翻箱倒柜找了留存起来够当月的三千元生活费，把它慷慨地当作路费捐赠给了李小树。李小树很感动，他说自己这辈子最值得炫耀的就是交了一个像我这样的朋友。他还说，不管走到哪里，他都要自豪地对别人说起陆民，他要让更多人来了解陆民这个人。

　　第二天，天刚亮的时候，李小树真的走了，他带着他那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行李，和我给的三千元钱的路费走出了桐子巷。那天我特意请了半天假，把李小树送到了车站，临上车的时候，我们长久地拥抱在了一起。我们的拥抱引起了一些好奇乘客的驻足观看，就在火车发出鸣笛声时，李小树转身离开了，在他转身的一刹那，我看到他眼圈有些发红。

　　李小树走了，我的生活开始恢复了宁静。不过，我时常会想起李小树那双有些发红的眼睛。我下班偶尔也去酒吧坐坐，或者礼拜天和朋友驱车到崇明的东平森林公园去逛逛。但很多时候，我还是喜欢一个人呆在自己的小院里看看书或读读报刊杂志，当然了，我还得抽时间给院里的那些花草浇浇水、施施肥，也包括李小树栽种下的那株紫藤。

　　在李小树走后一个多月的样子，在一个礼拜天，我在院里给紫藤施肥，听到有人在栅栏外问：“请问陆民老师是不是住在这里？”

　　我愕然地抬起头，看到一个手里牵着头大肥羊，身上穿着藏服，腰间配有一柄短刀，两个黝黑的脸膛印着高原红的陌生男人站在门外。

　　“我就是陆民，请问您是……？”

　　我把眼镜往上推了推说。

　　“哦，真是谢天谢地，我总算找到你了！我叫巴尔霍，是个牧民！”

　　男人爽快地说。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我说

　　“哦！是这样的，是李小树朋友让我来这里找你的，他说你是个热心肠的好人，认识这大地方唱歌的老师。他说你或许能帮上我家孩子的忙！”

　　“李小树？你家孩子？”

　　“是李小树朋友！”

　　巴尔霍一边说，一边从自己圆领的大襟子长袍衫里掏出李小树写给我的一张纸条，埋头躬身递给了我。

　　我看了看巴尔霍，又看了看李小树写的纸条，我似乎在那张纸条上又看到李小树那双发红的眼睛。我犹豫了片刻，便打开了铁栅栏，把巴尔霍让进了小院。

　　巴尔霍牵着他的羊走了进来，他把羊拴在院里的冬青树下，然后拍了拍羊的屁股说：“李小树朋友说我家的羊膘肥肉美，我老婆就要我赶一头来送给你，说不能让你白帮咱家孩子的忙。”

　　“你家孩子在哪里？”

　　巴尔霍听到我的发问，恍然大悟地返回栅栏外，随后领进来一个十一二岁的小男孩。小男孩怯生生地抬头看了我一眼，就慌张地把头低了下去。

　　巴尔霍把小男孩拉到自己胸前，拍了拍小男孩的脑袋说：“他叫吉桑，是我和老婆生的唯一的孩子，吉桑天生就有一副好嗓子，咱们草原上的人都这么说，李小树朋友也说吉桑动听的嗓子是天上的神鹰恩赐给我家吉桑的。”

　　我问吉桑会唱什么歌，让他唱一首给我听听。吉桑却不说话，也不张嘴唱歌。巴尔霍在一旁不断催促着说：“唱吧，孩子！就像你在大草原上放羊时唱歌一样，把神鹰赐给你的好嗓子亮给陆民老师看看。”小吉桑盯着地面仍然没有唱歌，只有那只羊听到巴尔霍在劝说小吉桑时时不时地在冬青树下“咩咩”地叫两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