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粮”一词源自近代，流行的时间不足百年，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农民推着独轮小车冒着炮火往前线送粮叫送军粮，新中国成立后，分得了土地的农民送粮到国家粮库叫送公粮，也称缴公粮（解放初期对农民实行的是实物地租形式，将应缴的农业税折算成粮食）。在人民公社的那段特殊时期里，农民生产出来的粮食除了一小部分留作口粮，其余的全都要交售给国家，那时对入库的粮食质量要求很苛刻，生产队每年都要在这方面化不少人工，因此，送粮也就成了当时的一项重要农事。
　　每当小麦登场时节，生产队的干部都盼望着能有连续几个晴好天气，因为收下来的小麦除了每人分四五十斤作夏接秋的口粮再留一些作种子，其余的要全部送到国家粮库。如果在梅雨到来之前小麦未能晒干入库，窝在场屋里的小麦就会重新返潮。那些日子，公社天天在广播中播报各个大队夏粮入库的进度，很显然，粮食入库进度就是当时衡量干部政绩的一项重要指标。送粮的上一天晚上，晒干扬净的小麦就要夯运装船，那时全是散装，编织袋好像还没有问世，麻袋也紧缺，就连国家大批量调运粮食也大都是散装。在我们那里，人工短途搬运粮食是用一种叫“芭斗”的柳编容器，标准的大芭斗装满了稻谷能盛140斤（即为一石），如果装的是小麦，就能有200斤左右，那时的男劳力个个会夯芭斗，夯时左手叉腰，右手握着芭斗一侧的铁环，上肩时专门有一人配合着将芭斗抬放到肩上，虽然负重一百几十斤，但夯的人还都能健走如飞，即便是走在很狭窄的上船挑板上也能如履平地。那时，夯芭斗也不全是男劳力的专利，有些健壮的农妇也会夯，记得有一次在场上夯粮，生产队会计与一个农妇打赌，说只要她能将一芭斗小麦夯到她自己家中，芭斗里的小麦就送给她家。玩笑开得有点儿大了，那可是四个人的夏季口粮，会计万万没想到当两个男劳力将满满一芭斗小麦抬放到她肩上时，她二话没说就夯着快步往家中奔去，她的家离场头有三百多米，就是男人她不一定能夯到家，后来会计立即派了两个男劳力赶上去将她在半路上拦了下来。
　　送粮是男劳力们一年中难得有几回的美差，因为是能吃到几顿队里无偿提供的大餐。因此，每次安排送粮人选时都要尽量做到一碗水端平。不过，与队干部处得好的人每年总会多被安排几回。对于队里的那些富农子女就是少安排回把两回他也不敢犟嘴。如果劳力们发现某一个人经常得到额外的照顾，就会受到大家的忌妒，甚至还会怀疑他的婆娘与队干部有一腿。
　　至今依然记得有一次送小麦的事，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期的一个夏天，那年我当生产队队长。那天拂晓，我和七八个男劳力行着两条装满小麦的船就出发了，两条船上的一万五六千斤小麦是上一天晚上夯上船的。其所以要起早出发是因为要尽可能早些赶到粮站码头抢档排队。粮站离我们庄子有将近二十华里的水路，因为是重载，摇橹加带篙也要三个小时才能赶到。那天正好遇到不大不小的逆风，男劳力们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奋力摇橹、撑船。虽然他们个个都空着肚子，但似乎还都精力旺盛，他们知道，只要到了粮站码头就能用小麦到街上换烧饼吃。赶到那里时，太阳已经丈把多高了，码头上人声鼎沸，等待检样的粮船沿着河岸排了足有三百米长的队。我们还是来晚了，很后悔没能起得更早些。
　　因为看样子一时半会儿轮不到我们检样。只好先将队里带来的几百斤菜籽抬到粮站里面去换菜油，栽在谷场上的油菜每年每人也能分到斤把多菜油。一大缸香气扑鼻的菜油抬上船时，有人已经用小麦换了好几十个烧饼上船了，于是大家便迫不及待地狼呑虎咽。那种烧饼其实就是烤熟了的面圪垯，上面既没有一粒芝麻，也没加一点油、糖、不过对于饥肠骨碌的人来说却是难得的美味，就是现在的宫廷桃酥也没法与之相比。他们一边用烧饼蘸菜油幸福地享受着，一边大口地喝着河水。虽然那时的河水要比现在原生态些，不过在那么多粮船的搅动下也并不清澈，甚至还有点柴油的气味。大可不必担心他们会闹出肠胃方面的疾病，因为久经考验，习惯成自然。
　　临近中午时才轮到我们检样，此时等待检样的粮船已经不多了，约有三分之二的船通过了验收开始过磅上粮，因为含水量偏高需要回去重新晾晒的也不少。没通过验收的粮船上的带队干部显得有些沮丧，劳力们是无所谓的，反正他们可以拿到一天的工分，还能用小麦换米换肉大吃一顿。检样员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他的外公是我们庄上人，算起来与我还沾点亲，他的外公是我的远房表叔，他不认识我，我也没作自我介绍，他那时一脸的严肃，即使介绍了也不会认我这个八杆了打不着的亲戚。检样的过程十分简单，用一根米把长的管状的取样器插进船舱，取出舱中上、中、下的样品，然后分别将几粒麦粒丢进嘴里用门牙咬，必须要有八成以上的麦粒咬时听到响声才能够到标准，如果得到通过就会当即开出合格的收样单，有了那张像“圣纸”般的单子就可以过磅入库。很遗憾，我们没能拿到那张单子，说是还差两个太阳。那天天气很好，虽然还算不上骄阳似火，但晒小麦还是挺管事的，正好看到粮站旁边空着一大片当地生产队的谷场，于是就决定在这里就地晾晒，毕竟能省下许多往返行船的工夫。大家就七手八脚地夯粮上岸摊晒，并且抽出一个人到镇上跟当地农民借米借锅子煮饭。
　　中午饭是很丰盛的，八个人煮了12斤米饭，每人平到一斤半米，绝对可以放开肚皮了。菜很简单，七八斤猪肉烧了一大锅。这户人家是队里多年的关系户，每次送粮都到他家煮饭，为了接待送粮的人，家里特地砌了大灶。米和肉都是这户人家先垫的，当时的潜规则就是最后给他百儿八十斤粮食，因此，当地的农民都能在送粮的季节里发点小财。那天，十二斤米饭没能吃掉，估计每人吃了一斤多一点的米饭，因为两、三个小时前才吃过那么多的烧饼，那可是硬铮货，一时半会消化不了。不过，那一大锅肉可一点儿没剩下，除了盛了一大碗给房东家，最后连肉汤都泡了饭。饱餐过后，个个脸上写满了幸福，那年头就是过春节也难得有如此奢侈，一家老小，顶多也只舍得买二斤肉。
　　那天饭后，我在粮站里找到了那个收样员的住所，正好遇到他拿着检样的家什要去码头，我向他说了许多好话，并且亮出了“表叔”的身份，有点儿出乎意外，他竟然就将收样单子开给了我。谢天谢地，尘埃落定，喜出望外。于是我们说又七手八脚地将晾晒了两、三个小时的小麦往船上收。轮到我们上粮的时候，正好那个露天粮屯到了快要封顶的阶段，遇到这种情况是够倒霉的，粮屯高度有四五米，夯粮的人要走好几节长跳板才能爬上去。虽然来了八个壮劳力，但真正夯粮的只有五个人，因为要有一个人在船上扒舱装芭斗，一个人把肩（即帮助夯粮的人把芭斗送上肩膀），我还必须守在磅称旁边卸肩、添称、上肩。尽管芭斗不是太满，每次限量一百斤，但因为距离不近又要爬高，夯粮的人个个都弄得汗流浃背。他们下身只穿一条被汗水浸湿了的短裤，肩上披一块披肩，脸上因为腾不出手擦汗，布满了灰尘和污渍。那天回到家中时已经接近午夜，在回来的路上大家都喝了很多的河水。
　　那时曾有一个问题困扰了农民好多年，就是国家屯积了那么多的粮食，为什么对生产粮食的农民的口粮却限制得那么苛刻？使得中国农民过了多少年半饥半饱的日子。前些时候，不经意间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文章披露当时的共和国档案，说在大跃进后的二年中全国饿死了上千万人，其时国家粮库还有887亿斤的粮食库存！也就是说那些可怜的人是守着887亿斤粮食饿死的。好在噩梦早已远去，那个年代的是非功过还是留待后人去评说吧。自从分田到户后，粮食连年大幅增产，粮食多了，压在农民头上二十多年的统购统销政策也随之废止。种粮的农民才真正成了粮食的主人。近几年，国家又陆续出台多项惠农政策，更加激励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现在他们需要卖粮时只要打个电话给粮食经济人，车子马上就到了家门口。每当看到他们与粮商讨价还价时的情境，总会令人想起往昔送粮时的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