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七叔后来还当过三年生产队长，那些年，我在生产队当会计。
　　原来的那个队长因为嫖婆娘被人家男人捉奸在床，情急中，那人一扁担打断了他一条腿，被免了职的队长成了瘸子。打人的人是个富农的儿子，因此被判了一年劳改。七叔在队里人缘好，大家就一致推选他当了队长。
　　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队长，虽然算不上是什么级别的干部，但权力还真不小，就相当于一个二百多人口的大家庭里的家长。每一个劳力每一天干什么农活都要听队长支派，活儿有重有轻，那时吃不饱，都希望队长能安排轻巧一点的活儿。一天活儿干下来记多少工分也是队长说了算。要是队长要让哪个穿小鞋，那人只能天天干重活还拿不到大工分。能当生产队长的人大都是队里天不怕地不怕的狠角色，扛丧打架他随时奉陪，惹不起，只能忍气吞声。队里总会有几个促狭鬼，他们为了能沾到一点光，千方百计地投其所好奉承拍马，甚至还有人宁愿戴绿帽子默许自己的婆娘去勾引队长。
　　原来的那个队长是个色鬼，据说队里有三四个婆娘跟他有那种关系。七叔接任队时，队里就有人议论说：“老七正派，办事公正，当队长再好没得，就是太仁义了，怕治不住队里的那几个‘邪头’，”还说：“他虽然是个君子，平时跟妇女连一句玩笑话都没有，但他也不过才四十岁，可能当了队长后也难免会英雄难过美人关。”
　　幸好，队里的那几个“邪头”并没让七叔为难，他们看到七叔天天与社员一起风里雨来去，跟原来那个甩手掌柜大不一样，对待队里的每一个劳力都是一视同仁不偏不倚，大家心服口服，后来和他都成了朋友。不过，说到英雄难过美人关，七叔还真的经受了一番考验。
　　队里有两个在那方面特别大方的婆娘，以前是队长的老相好，常常因为投怀送抱得到队长的照顾。现在“靠山”倒了，她们就打起了七叔的主意。其中有一个婆娘还是七叔的邻居，比七叔小两三岁，叫巧娣。巧娣是个高个子女人，可惜嫁了个武大郎似的丈夫，两个人站在一起女的比男的还要高一些。在七叔还没当上队长时，那婆娘就对他垂涎三尺，特别嫉妒七嫂那样一个矮小的女人竟然有一个气宇轩昂的丈夫。村里有个民办教师曾经跟巧娣开过一回文绉绉的玩笑，说：“月老真是牵错了红线，要是你家男将跟老七调换一下，两家不是就都般配了吗？”她听了一点儿也没生气，反而无奈地叹了口气，说：“这就叫‘一块馒头搭一块糕’。”
　　有一次，几个婆娘在场头队屋里拣稻种，我正好在隔壁的另一间里有事。听到她们说说笑笑，说的都是关于七叔的荤话，我就留意听了会儿。
　　先是巧娣说：“你们知道老七那玩意儿有多大吗？”
　　有人搭腔说：“你跟他家门靠门，怕是被他弄过的，说给我们听听。”
　　“有一次他坐在露天茅缸上解手，我看到那家伙挂在缸边上像个黄鼠狼！”
　　一阵轰笑过后，有人说：“怕的是把你馋死了，骚水淌了一裤裆？”
　　后来，她们又将话题转到七婶身上。还是巧娣先开的头，她说：“也真有点想不通，他婆娘那么个娇小人儿，怎么经得住的？看起来，七嫂子还整天乐呵的也不像是处在水深火热中？”接下来大家就围绕着这个话题讨论开了，她们越说越下流，我越听越觉得不堪入耳。只好故意大声地干咳了一声，那边顿时噤若寒蝉。过了会儿，巧娣在那边问我什么时候来的，我说，刚来。
　　那时候，当队长的在这方面都是都有程度不同的问题，很难有人独善其身。七叔的情况更特殊，有人不但想攀上他能得到一些小恩小惠，而且那些人还将他视为梦中情人。不过，好像七叔还真的一次没有失过身。旁的生产队的几个队长常常拿他取笑，说他是个“死人”，还有人说：“这队长让你白当了，爹妈给你一杆枪，枪枪打在老地方，你不觉得冤吗？”他回人家说：“寃什么，我有婆娘有儿女，还有打光棍的一辈子没碰过女人呢。人家当社员的那么苦，我们还去算计人家婆娘，这畜生事我不忍心做。”
　　
　　四
　　七叔当队长的那几年，队里年年增产，工分单价也由原先每分工四分钱提高到六分多，大多数社员到了年终分红时都能分到一点现金。可惜，好景不长，七叔在四十三岁的那年冬天，突然得了一种怪病，开始只是老是在清晨时觉得头疼，后来人也一天天地消瘦，还常常有不明原因的呕吐。到县医院一查，不得了，说是脑子里长了个瘤，而且很可能是恶性的。村里以前不曾有人得过这病，都说怕的是他平时用脑过度所致。
　　医生说，这种病只有到大医院通过手术切除颅内肿瘤，再配合使用其它的医疗手段才能有希望治得好。七叔听了，就知道他是得的绝症，恐怕是没救了。那时候，农村中没见过头脑内长了东西也能开刀，再说，哪来那么多钱？
　　那年，七叔家里有五个孩子，除七叔和七婶两个人拿工分，没上过一天学的大女儿只能算是半劳力，挣不了多少工分，还有两个儿子在上小学，最小的女儿才两岁。十二岁的二女儿平时在家煮饭带小妹子。因为粮食不够吃，每年分到的一点钱大部分都用来买副食品，经济情况还不如以前做木匠时宽裕。有一回七婶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在我跟前诉苦，说：“你七叔真不该当这干部，以前做木工活儿，人家管三顿饭，好歹都有两样菜，活儿也没这么重，还能挣点钱。他现在倒好，天天起早带晚地忙活，白天还要跟人家大劳力一起干重活。人家当队长才像个当干部的样子，平时站在田岸上指手划脚的，身上连个泥点子都没有。我看他这病就是累出来的。”
　　虽然那时看病没现在这么贵，但七叔这病没有上千元钱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按理说，碰到这情况，生产队里是应该扶持一把的，但那时的生产队还真的无能为力。生产队的收入和开支几乎全是非现金结算，公社分配的化肥、农药、柴油等计划物资，都是由我拿着分配的通知到信用社办贷款。队里出售粮、棉等农产品也拿不到现金，都是由粮管所、供销社开转帐支票到信用社。我这个当会计的平时手头只有很少的一点现金用于生产急需。再说，生产队在信用社帐户上也没多少钱，那时一斤稻谷国家的统购价只有八九分钱，一年下来能余下几千元钱给社员分红就不错了，怎么能批到上千元给人看病，莫说是个生产队长，就是大队支书得了这病，也只能听天留命。
　　七叔病倒后，先由我代理了个把月的队长，后来就从外队里调了个队长过来。七叔就这样在家里耗着。除了头疼，饭量还不小，就是没什么好东西吃。
　　一转眼就到了农历的春节。七叔有个嫁在上海郊区的侄女专程回来看他，那边的经济条件比这边好得多，说她们村里也有个人得了这种病，后来在上海一家大医院里开刀，总共花去一千多元钱，现在已经治好了。听她这一说，家里七凑八凑地借了二百多元钱，准备由侄女儿带他去上海。临走的那天，村里支书又找公社领导批了张条子，让我到信用社借了二百元贷款送到他家。
　　十多天后，从上海那边传来消息说，七叔已经在上海的一家最大的医院里做过了开颅手术，成功地摘除了肿瘤。还听说手术是采用的针剌麻醉，当时这项技术是我国在世界上引以为傲的一桩发明，据说正在上海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夫人还参观了手术过程。真想不到，他得了这病，还让他见到了大洋彼岸的总统夫人。
　　后来，没过多少天，七叔和七婶就被他侄女儿送了回来。在他家，我看到了倚靠在床头的七叔，头上裹着绷带，面色还好，就是眼神有点怪怪的，说话也不着边际答非所问，我猜想可能是是刚做过手术，大脑思维能力受到影响。听他侄女说，他们是从医院里逃出来的，没办法，他侄女儿贴进去五百多元后，又欠下了医院八百多元药费，医院天天催费不肯发药，他们只能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