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次,我又去渔场看她,她正偷偷躲在办公室里,在一方白手帕上绣着一颗红心。“你这是准备送给谁的呀?”我好奇地问。
“当然是送给我的男朋友了。”她将嘴一撅,轻轻答道。
谁是她的男朋友呢?毫无疑问,肯定就是我了。我本想说一句“哦,原来你是打算送给我的呀”,但是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我很清楚,有些话永远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一旦说破,反而就不美了。
她向领导请了半天假,陪我出来一起围着湖畔走了很远很远,远到我自己都觉得快要迷失在茫茫天地之间了。她第一次向我谈起她的家庭,说她的父亲很早就患肺结核去世了,是母亲一手将她抚养成人。她的母亲是一位小学老师,自从其父去世之后,就一直没有再嫁。因为饱受生活的磨难与艰辛,所以她的母亲希望她将来能找一个有钱的人家,不再过穷苦的日子。
听到这里,我不禁沉默了,因为我就是个实实在在的穷人。我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一年到头只能靠田里的那点微薄的收成,过着紧巴巴的日子。我也许能给她想要的浪漫,却不能给她富足的生活。
“虽然我很听妈妈的话,但我也有自己的想法。”她一边走路,一边低头幽幽地说,“我觉得日子过得穷一点、苦一点都没有关系,只要两个人情投意合,一起努力,就总会有苦尽甘来的那一天。”
“那你以前谈过朋友没有?”
“曾经谈过一个,是个写诗的,比我大好几岁。他的父母都是生意人,家里环境很不错,在城里有好几套房子。我妈其实对他挺满意的,不过,我觉得他的性格很孤癖,我们根本就合不来,所以今年年初就分手了……”说到这里,她的眼里渐渐泛起一丝淡漠的忧伤。
我能感觉得出,从小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她,是多么渴望能拥有一份真正的爱情。她的忧伤并不是因为分手,而是因为迷茫,或许她并不确定我到底是不是她所要寻找的那个人。
“丽珍,做我的女朋友吧?”我忍不住脱口而出。
“你……是真心的吗?”她低低地问。
“嗯。”我使劲地点了点头,“其实,从我看到你的第一眼,就已经喜欢上你了。这段日子以来,我吃不香、睡不好,眼前总是浮现出你的身影。我只有一个最简单实在的想法,就是希望能把你的名字印在我们家的户口本上。”
她“噗哧”一声笑了,不以为然地道:“就算我的名字上了你们家户口本,也有很多种可能呀。”
“比如呢?”
“有可能是姐姐或是妹妹。”
“还有呢?”
“也可能是你的女儿。”
“还有呢?”
“也可能是你的孙女。”
“还有呢?”
“嗯……还有可能,是你后妈!”
“啊!”我不禁歇斯底里地大叫一声,“受不了了,你干脆杀了我吧!”
“哈哈哈!”她笑得浑身乱颤,眼里溢出了泪水。过了好一会儿,她忽然收敛起笑容,定定地望着我,眼神显得深邃而妩媚。
“我决定答应你,做你的女朋友。”她微颤着嘴唇说。
我仿佛听到头上有一声春雷滚过,先是呆了一呆,继而伸出双臂,上前紧紧地拥抱住了她。闻着她发端散发出来的丝丝幽香,我感觉自己就像一片快乐的雪花,溶进了她柔波似的心胸。
“丽珍,请相信我,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我深情款款地说,“我会全心全意爱你,让你以后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好,记住你今天说过的话。”她满面羞红,用手顶着我的鼻尖娇嗔道,“要是你胆敢辜负我,我就在你的饭里放屎,屎里放蛆,蛆里下毒!”
八
正是人间四月天,一树一树的花儿开了,蜜蜂忙碌,鸟儿欢唱。暖风中的排湖格外迷人,她宽广、浩瀚,像是镶嵌在江汉平原上的一颗神奇璀璨的明珠。小草慵懒地伸展着嫩绿的腰肢,杨柳轻轻摇曳着胳膊,阳光与碧水相互映照,满眼的金光闪闪,仿佛整个大自然都在恬静而温暖地微笑。
在我心深处,一颗爱情的种子正在悄悄生根发芽。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它一定能开出绚丽夺目的花朵,我期盼着。我还期盼着夏天能早一点来到,等到那时,我就可以和我最心爱的人儿一起泛舟湖上,执竿垂钓、采莲摘菱……
但是,生活往往不能按我们的意愿行事,心中描定的式样太脆弱,它经不起雨打风吹。
其时正是亚洲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前夕,受其影响,一些国营企业纷纷关门倒闭,下岗工人一时泛滥成灾。农村的苛捐杂税异常严重,很多农民不再死守着那块自留地不放,为了生存被迫离乡背井,四处谋生。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父亲做出了一项重大决定:放弃祖祖辈辈留下的家业,举家迁往汉口新火站附近种菜。此时,《经济信息》报社也因经营不善,濒临倒闭边缘。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令人始料不及。
那一天,我正在单位收拾行李,准备走人,谢丽珍忽然气喘吁吁地找来了。她拎着一只黄色的包包,眼圈红红的,像是刚刚哭过,在我的再三追问之下,她才告诉我实情,原来她跟她的母亲吵架了。
“我把你的情况都跟我妈说了,但是我妈不同意。”她神情忧伤地说,“我妈说你家太穷了,在城区连一间房子都没有,怕我将来跟着你受苦……”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我问。
“还能怎么想,慢慢去说服我妈呗。”她禁不住叹了一口气。
我默默地发了一会儿呆,然后一声不响地从皮包里掏出一个黑色笔记本和一支钢笔,放在了她面前的办公桌上。
“干嘛?”
“在这上面写上你详细的联系地址,我有空了给你写信。”
“你这是要离开报社了吗?”她似乎看出了苗头。
“是的。”我背过身去,轻声答道,“不光是离开报社,我还要离开仙桃了!”
“为什么?”她不解地问。
“家里生存不下去了,我们准备全家迁到汉口新火车站附近去种菜。”
“那我以后不是很难再见到你了吗?我还打算带你到我家,去见我妈妈的……”她的嗓音忽然沙哑下来。
“我以后肯定还会回来看你的啊,从汉口到仙桃去来又不远,顶多两三个小时。”我转过身来,温柔地说道。
“嗯,那你记得一定要回来看我。”
“一定!”
她不再说话,摊开面前的笔记本,默默写起了字。写着写着,她的眼泪就“吧嗒吧嗒”地流下来,落到笔记本上,将字迹都印花了。
“别哭、别哭,我又不是去死,值得你这么伤心吗?”我轻拍着她的肩膀安慰道。
她擦干眼泪,禁不住笑了,鼻孔里吹起了可爱的泡泡。
“我有东西要送给你。”她写好地址,合上笔记本后,忽然说道。
“是什么东西啊?”我感到很惊讶。
她将黄布包包提到桌上,麻溜地拉开拉链,从中掏出来一只绣花枕头,郑重地递交到了我的手上。我接过来一看,只见这绣花枕头黄灿灿的,两端还各绣着一只张牙舞爪的飞龙,显得既精致又漂亮。但我心里一点也不高兴,我原以为,她会将那条绣着红心的手帕送给我的。
“怎么送的不是手帕?你绣的那条手帕呢?”我忍不住问道。
“那条手帕不小心被小偷偷了。”她捂嘴笑了。
我心想,哪有小偷这么无聊,去偷一条并不值钱的手帕?不过我却并没有说出口,而是换成了另外一句话:“那你送我枕头是什么意思?打算以后跟我同床共枕吗?”
“还想得美哟!”她的脸刷地红了,“我是想让你孤单的时候别老想着我,只要抱着枕头安心睡觉就行了。”
我满怀深情地看着她,眼中不觉已泛起潮红。
九
一九九七年的四月中旬,离收回香港还不到三个月,我们全家顺利迁到了汉口。父母开始在新火车站附近种菜卖菜,而我则应聘去了一家木业公司,做起了仓库管理。这是一份很辛苦的职业,我每天都是从凌晨六点多钟工作到深夜十一二点,白天追在那些屁股冒烟的叉车后头飞快地清点着面板、夹板和木芯板的张数,晚上则小心谨慎地盘点库存,做好货物进出表格,然后和公司的会计核实数量。因为工作忙碌,我给谢丽珍打电话的次数很少,最开始是一个星期一次,后来就变成了半个月一次。我也很想抽空回去一趟,可是由于单位里请不动假,计划被一拖再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