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越秀山镇海楼上，迎面是一片葱绿的原野，珠江如蚯蚓一样蜿蜒而去，流向地平线另一边的南海。几百年的沧桑变化，只留下这个似是而非的楼名。这栋古建筑已改作广州博物馆，再也没有达官显贵在此宴请宾客，于丝竹声里倾听远方的海潮，也没有文人墨客来此吟诗作对，在笔墨中留下长空雁鸣。这个极为雅致的场所，当初上流人士趋之若鹜，得一邀请函如中进士一般兴奋。这个古色古香的地标式建筑，独领风骚数百年，让我不由想起它的始建者，明朝开国功臣永嘉侯朱亮祖，正如我坐上高铁来往于粤汉，想起刘志军一样。都是卓有成就的开拓者，都倒在贪腐之中。朱元璋手里那条淌血的鞭子，不仅抽死朱亮祖父子，而且还在我眼前晃动。
　　朱亮祖是乱世英豪，却并不是一味的破坏者，搞建设也很有一套。洪武元年，他作为征南将军廖永忠的副手平定两广后，即主持了对广州城大规模的扩建，把分散的中、东、西三城合一，使之与经济地位相匹配。并对遭受战火损坏的城墙城门和城内建筑重新修葺，让城貌焕然一新。不到十年，平定割据巴蜀的明升之后，他又以侯爷之尊坐镇广州，再次大搞建设，把城区扩展到观音山，即今的越秀山。开拓北城八百余丈，为壮会城之势，在北城垣最高处修建了雄镇海疆、气度非凡的镇海楼。也称望海楼。
　　谁想就这么一个人，在功臣如狗的明初，却为朱元璋拉开反腐序幕，成为反腐风暴里第一批祭品。
　　但凡功臣或多或少都有跋扈的一面，这在战场上的表现是身先士卒，视死如归，不然难以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拜将封侯。朱亮祖的跋扈非同一般，在伐蜀中立下赫赫战功却未获封赏，就因为他擅杀军校。坐镇广州以后，纵兵作恶、勒索地方更是常事。史料里倒没有说他贪了多少银子，事情的导火索是他袒护一个欺压百姓的恶霸，并且恶人先告状，致使朱元璋冤杀了爱民如子的道同。《洪武大帝》电视剧介绍得很清楚，我就不浪费篇幅了。
　　朱亮祖若在宋太祖手下，极有可能交出兵权，做个逍遥的侯爷。可他偏偏摊上冷酷无情的明太祖，又爱多管闲事，这就为他埋下杀身之祸。他的主子不是有教养的贵族，而是赤贫的破落农民，年轻时受够欺压，做了皇帝也没有摆脱小农眼界，见不得贪污受贿、仗势欺人。须知腐败是几千年的痼疾，没有哪个朝代能够治愈。腐败分子绝大多数都是能人，中国长期在两难中选择，要么在贪官领导下发展，要么在庸才领导下贫困。这种两难选择扩展到了各个方面，比如，要么饿死，要么毒死。还有，要么忍受高价商品房，要么滚回乡下。
　　朱元璋雄心勃勃，要让腐败在自己手下断根。他审核颁布《大明律》，在其中专设《受赃》一章。又相继颁布《大诰》、《大诰续篇》、《大诰三篇》作为补充，布下针对贪官污吏的天罗地网。纵观历朝历代，没有哪个比得上朱元璋决心之大、制度之严、力量之强、惩罚之重。
　　以朱亮祖事件和驸马事件为契机，朱元璋大张旗鼓的开展反腐，其实施过程中残酷程度骇人听闻。贪财的驸马处死了，不少贪腐官员被凌迟、阉割、剁手、挑筋，诸多汉代即遭废除的肉刑被再次起用，还有一些则是全新的发明，最骇人的刑罚当属剥皮实草：凡受贿数额在六十两以上的官吏，砍头后在衙门旁边专设的皮场庙剥皮，皮被剥下以后被填上稻草，摆在衙门的公座边上，起着杀一儆百的作用。
　　六十两银子，合计人民币该是多少？今天的行情是3.26元一克，六十两约莫3000克，万把块钱的事，工薪族都不会看得很重，反贪局可能不会立案，老百姓也不会放在心上。因为见多了，产生了审丑疲劳。如今一个人涉案金额，就足以让明初的所有贪官集体脸红。他们算什么贪污？只不过是钱财上不够检点，还没有学会怎么把国家的钱、人民的钱不动声色地捞进腰包。
　　中国文化是酱缸文化，里面就包括贪渎成分，既赞扬两袖清风、也鼓励升官发财。升官怎么发财？还不是要搜刮民脂民膏。当官场人来情往成为惯例，洁身自好的人就成为异类，难以立足，更莫谈升迁。山西合省衙门曾经两度无人办公，所有的官员都犯事了。按现在的说法是窝案，好多人是被同僚、上司和下属拉下水的。朝廷空降也来不及，只好启用犯官，披枷带锁，由衙役牵着回衙门办事，这也算得了今古奇观。很多官员做不了一任，往往未及终考便遭贬黜或杀头。朱元璋曾说：自开国以来，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设所有司官，未尝任满一人。我想，那个洪武十三年被朱亮祖诬陷致死的蒙古族知县道同，如果没有成神，会不会成为唯一的例外？
　　我为明代官员发一声叹息，他们如果清廉为官也太苦了。正七品县太爷月俸禄只有7.5石粮食，折合人民币不到一千元。明代有制度反腐，也有制度为他们开启贪渎之门。人所共知的火耗即为一例，朝廷默许下面收税时，加上碎银铸锭的损耗。各地往往多加，这些多出来的银子，就成了所有官员的福利。上面开一道小口，下面就成了汪洋。然而，如果去掉了这类额外收入，穷家小户的学子会把科举视为畏途，他们没有足够的生活来源，保证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当然，也有人说明代薪俸并不低，以明代中期的海瑞为例。海瑞任淳安县令一职的时候，工资经七折八扣，实际领到的是12石大米、27.49两银子和360贯钞。钞很不值钱，可以忽略不计。仅以12石大米、27.49两银子来计算，它能使一个五口之家过上相对来说还过得去的日子。海瑞买不起肉吃，是因为他家大口阔。十来口人用这份工资，生活就不免有些拮据了。
　　还有一个原因，官员都是场面上人，官场上比排场，却抱怨国家不为自己的奢侈买单。但以工资低作为贪腐的理由，怎么也说不过去。可就有人说了，他当官穷，只抽得起50元一包的香烟。
　　朱元璋反腐并不成功，他生前贪官越杀越多，前仆后继。他死后更是出了世界贪渎名人。严嵩被抄家时，抄出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二百多万两，其它珍珠宝玩价值数百万两。就连严嵩的家仆严年，家财也以数万两计。身后名声较好的改革家张居正，死后失宠，也抄没出黄金万两，白银十几万两，远远超过他的工资收入，尽管他做过几年首辅（宰相），工资很高，月薪大米87石，折合白银有87两。明朝灭亡前，崇祯为筹集几十万两辽东军费急白头发，号召王公大臣捐款，国丈仅仅出了几千两银子。李自成破北京，一番拷打，这位国丈乖乖地吐出几百万金银。这些都不是反腐的成绩，而是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弄出的花边。朱元璋之后，腐败又成了官场常态，谁也不再是以此为耻。
　　皇权专制下的反腐注定失败。皇权压在制度之上，制度就成了一纸空文。出于对贪官污吏的痛恨，朱元璋经常额外地加重处罚，以满足老百姓的心理宣泄。殊不知法外施恩害法，法外施刑同样害法。而且，反贪的终极目的是巩固朱明江山，必然和政治斗争掺和一起，使得落马官员身上罩上一层悲剧英雄的色彩，让人同情。太子朱标就心下不忍，多次劝说父亲手下留情。朱元璋回答，我是为你扫清障碍。
　　镇海楼的鞭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落下的，它虽然出现在南京，却落在山遥水远的岭南。广州这个飞跃发展，基本建设连续不断、海外贸易规模再次占据全国前茅的城市，成为腐败的重灾区。显而易见，不能真正的依法治国，腐败就是发展的伴生物。正如朱元璋自己承认的，在反腐高潮的一二十年里，两广没有一个官员当官当到头，都是中途落马。
　　那个在大理寺身受鞭笞的朱亮祖，或许至死也没有吭一声。更可悲的是，他会在掉气前断断续续地说：谢主隆恩。不论他是真心的，还上被迫的，皇权不容置疑，雷霆雨露皆为天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