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元帝国来说，泉州是和平占领的，广州是武力占领的，二者的待遇就有了天壤之别。都有世界影响，外人不知其奥妙，马可波罗还以为中国只有泉州一个大港。他的游记没有提到广州。马可波罗是旅行家还是大骗子，还无定论，也可能永远不会有定论。东方文典不见有他的一个字记载，他的游记也不见有诸如筷子长城等东方元素的一个字记载。但有一点可以定论，他没有到过广州。作为一个在元帝国境内可以横着走的色目人，没有见到中国最繁华的港口是他的憾事。一个威尼斯商人错过如同珠江般奔涌的商机，想来他一辈子都不能安枕。
　　自安史之乱以来，陆上丝路经常受到沿途战乱的影响，在国家的贸易组成里份额不断下降，而海上丝路规模日益扩大。宋代有很多对外港口，最重要的无过于泉州广州两家。政府管理海上贸易的机构是市舶司，广州自设立起就没中断，泉州却有两三次撤销了。仅此而言，广州当以规模、价值及繁华程度上都要高于泉州。马可波罗描绘出一个无与伦比的港口，万船如仪，货如山堆，后人考证是泉州。而更加繁荣的广州反而籍籍无名，这是什么原因呢？马可波罗即使没有到过中国，他的记载也是商人们口口相传的事情，与事实相差不远。
　　原来此时，广州正在血泊里挣扎。广东是南宋王朝最后一块根据地，宋元双方在这里进行了残酷的拉锯战，广州城数度易手。元军为广州军民的韧性抗争所激怒，至元十五年下令夷城，即发出了屠城的命令。这对一个国际性的商贸都市来说，打击是毁灭性的。泉州没有遭受这种破坏，泉州船舶司总管叫蒲寿庚，阿拉伯人后裔，虽是宋臣。却不是宋忠臣。流亡朝廷起初想在泉州落脚，张世杰发现蒲氏兄弟很不可靠，如果元兵到来，极有可能卖主求荣。于是下令海船继续南行，逃到广东那边的硇洲岛。泉州一方百姓因蒲寿庚降元而保存，广州百姓却因抗元而毁灭，真应该在道徳和法律之上设立一个超出人类思维的法庭，审判二者的是非功过。
　　一个落后的民族，一夜间占领了大半个已知世界，建成有史以来版图最大的国家，只能说是奇迹。而这奇迹中还有奇迹，蒙古民族比保守的农耕民族走得更远，提倡重商精神，以弯弓射大雕的豪迈，保护自由贸易。统一江南的战争尚未结束，忽必烈便诰谕海外国家：诚能来朝，朕将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
　　当代的美国和大蒙古国相比，只算得小巫见大巫，其手段和脾气都小气多了。成吉思汗的西征序幕，就是几个商人拉开的。几个跑花模子国的色目商人，与当地人发生冲突，被杀了。大汗知道后暴跳如雷，当即下令西征，由此上演了一系列的灭国之战。或许这只是一个由头，征服世界的计划早在确定，花模子国只是无巧不巧地送来了这个由头，使之师出有名。
　　然而，这也足以证明商人的地位很高，让蒙古贵族们不能等闲视之。究其原因，重商确是草原民族的传统。他们的活动之地，除了牛羊，什么都缺。即使是最基本生活物资盐和茶，高原也不出产，需要商人们用骆驼驮来。在与商人的交易中，蒙古人发现了利润的秘密。一些上层人士就掏钱入股，坐地分钱。商人也愿意，有了保护伞，在蒙古高原可以横着走，竖着赚钱。当蒙古人侵入南宋之后，也是如法泡制，入股各个商铺，商行，泉州的海外贸易更是他们口中的肥肉。国家对海外贸易也大力支持，商人没有钱购船的，政府给船，算为股份。元朝政府组建完整的海上贸易机构，设行泉府司，统领海船一万五千多艘；还建立了海上驿站，专为宫廷运送蕃夷贡物及商贩奇货；并组建海船水军，保护航道安全。这些举措，无疑有利于海上贸易的发展。因此，元朝的贸易政策称得上开放自由。马可波罗游记写道：从海外贩货至泉州，运费和纳税占货物总价的一半，然其余半价尚可获大利。
　　广州因战乱而衰败，不被蒙元权贵放在眼上，连个传统的市舶司也是过了十多年才恢复。那时，泉州已经一跃而为中国第一大港了。广州的战事结束后，原有的商人悄悄回到故地经商，在废墟上搭建帐篷，利用宋元海战流散的船只，跑近海占城、吕宋等地，积累资本，缓慢而顽强地恢复元气。没有官股进来，这也是好事，有利于重伤之后的休养生息。而被元蒙贵族看中的泉州，商人几乎成了打工仔，任何一个铜板的利润，都给蒙古人敲诈去了。繁荣的外贸红利，跟第四等人毫无关系。就连市舶司总管蒲寿庚，也招了一个二等人色目人做女婿，才可以继续风光下去。
　　第四等人是南人，即原南宋境内的人民，地位最低，蒙古人无辜杀死一名南人，只需赔偿一头驴。第三等人是汉人，指的是北方汉人、女真人、朝鲜人、日本人，也属于被欺压的对象。第二等人是色目人，即来自于西域及欧洲的居民。理论上属于统治民族，但在他们的老家，并没有汉人南人，只有高他们一头的蒙古人，所以也只有受压。他们在大蒙古国境内，享有自由迁徙的权利，因此在中国的大西北，逐渐形成一个中亚人的聚集地，并且，从中融汇出了一个现代叫回族的民族。自然，在这三等人之上的蒙古人是上天骄子，第一等人。
　　广州顽强地恢复元气，却总是赶不上泉州。泉州市舶司不仅有宽裕的资本，即国家的资本和蒙古贵族私人的资本，还有运用资本的最高权利。当他们看到自身利益受到广州等地越来越多民船威协的时候，就鼓动大都的中央机构下达禁海的政策。当然只禁民船，不禁他们的官船。这对以民间资本为主的广州海运，起到了战争一样的破坏作用。
　　禁海，在中国历史上开了一个坏头，以后明清两代都以此为蓝本，先后禁海。虽然出发点不同，但都是使用国家暴力干涉人民的生活。宋代弱懦，却把权利的触角不伸向民间，让人民有自由选择生活的权力。宋人的生活水平因此而富裕，贩夫走卒都穿的绫罗绸缎，一个打更人过的日子也强过欧洲的贵族。马可波罗记下的这些，就是宋人留给世界的印象。国家不是引导，而是暴力干预人民的衣食住行，从柴米油盐到生儿育女，干预得越细，越显得这个政府的残暴和无能。元代对汉人、南人的干预，具体到了菜刀，五户才能有一把，用完之后当天要送到蒙古人家里保存。
　　其实，广州商人是守法商人，不敢与国家机器对抗，进出港商品都缴纳了什一税，违禁品也不敢夹带。反而是泉州港的官僚资本，才把国家的法令不放心上。首先是国家与百姓争利，其次是行省官员也下海经商，继之诸王、驸马、权豪、势要纷纷加入。官员之家皆有海船，均派亲信下蕃贸易，利用权势偷税漏税，致使国家税收严重流失。忽必烈决意整治海贸混乱局面，先在广州恢复市舶司，至元28年又出台《市舶则法》，广州才大难不死。《市舶则法》对违法行为制订了惩罚办法，并设立了保护百姓舶商的条款。选廉正者任市舶司官员；各衙门不得差占舶商船只，永为定例；商船进港，不许权豪势要人等诡名请买；同时，免除舶商、艄水之家的一切杂役，以示朝廷体恤之意。
　　忽必烈史称贤君，这个来自于大草原的元朝开国皇帝，汉化较深，国号也是取之于《易经》的大哉乾元，他希望扮演成中国文化的保护人。这样，他就跟他的祖先拉开了距离，不再幻想把辽阔的汉地辟为牧场，而是遵循中原王朝的做法，以农立国。在他即位之初，即召集农业专家编纂《农桑辑要》。游牧民族出生的他，为农耕民族留下一本至今尚存的官方农书。这是黑色幽默，还是黑色天空上的些微亮色？
　　有了市舶司，广州照样不受国家重视，与泉州相比始终处于劣势。加上元朝多次禁海拿普通商人开刀，对广州尤其不利。但由于远离权力中心，广州商人难以凭藉特权而获利，也不易在矛盾冲突中大受其害。元代许多巨商大贾都在泉州，他们最终难逃家产被籍没的命运。蒲寿庚的女婿回回佛莲没有被定罪，但他死后，家产以女少无子的名义被政府籍没，当局甚至不许其家产有任何形式的隐寄馈负。广州没有这样的富户，也就没有受到这样的打击。加上各地人口增长，经济规模扩大，国内外海外交通条件改善，广州得以波浪起伏似地发展，外贸规模仍达到以至超过宋代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