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召开。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有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加上一个包惠僧，共计13人。其实，从1920年6月开始，创党的核心人物陈独秀、李大钊等已在各地建立了多个共产主义小组。“一大”召开，在广州的陈独秀与在北京的李大钊都因事未能参加，陈独秀则委托包惠僧为自己的私人代表。包惠僧是湖北人，因此，有人将他列为武汉代表，也有人认为他既代表了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应该是广州代表，当然，也有人说他算不上正式代表。共产国际派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代表中的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陈潭秋、包惠僧、李达等后来都撰写了回忆文章。据张国焘回忆，代表们代表着“党员五十九人。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则约在三百五十人左右。这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的全部阵容”（《我的回忆》第二篇第六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开会的前几天，代表们陆续到了，树德里3号是李汉俊的家，距李家不远有所博文女校，七月学校放假，毛泽东与周佛海等多数代表就租住于学校的楼上，没有床，便在楼板上打了地铺。陈公博则带着他漂亮的新婚妻子度蜜月，住进了公共租界内的大东旅社。张国焘是外地代表中到得最早的，在他的印象中，陈公博“终日忙于料理私事，对于大会的一切似乎不甚关心。在一般代表心目中，认为他像是广州政府的一位漂亮的青年政客，而他与我们所谈论的，也多是关于广州政局的实况。”代表们推举张国焘为会议主席，主持会议。在大会召开之前，几位主要代表还商讨过代表的资格问题，结果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并推张国焘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毛泽东就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理由，请何叔衡先行返湘处理。因此，即使算上包惠僧，后来出席大会的代表也只有12人。当然，这一说法出自张国焘《我的回忆》，至于何叔衡究竟有没有参加大会，尚待专家学者研究、考证。
　　与张国焘对陈公博不满相对应的，是陈对张也没有好印象。首先是关于开会的地点，为了安全，原先议定必须每天更换地点。可是一连几天，都是在李汉俊家。有一次陈公博问起此事，张国焘说：李汉俊是有问题的，他的主张不是列宁理论，而是考茨基理论；他是黄色的，不是红色的。我们在他家开会，他似乎有些恐慌。他愈恐慌，我们偏要在他那里开会。其次，陈认为“张国焘当主席趾高气扬”（陈公博《我与共产党》），某项决议陈反对，张却硬要通过。可是通过后第二晚又决定取消，当陈质问时，张说是俄国代表的意思。陈公博气愤愤地再次质问：由于一个俄国人的反对而取消议案，那还要开什么会？干脆由俄国人发命令算了。再次是宣言中关于对北洋军阀的总统徐世昌与南方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评价问题，陈与张亦有分歧。其实，党内对某些问题有分歧本属正常，何况陈氏自己也承认，张氏“硬要通过”的那项决议，“而多数居然赞成”。且不说“多数赞成”与“硬要通过”自相矛盾，鉴于当时共产国际在中共党内的特殊地位，它的一些错误决策往往很难完全纠正，即使是张国焘乃至陈独秀，无论建党前、建党初与建党后，不也与共产国际产生过严重分歧么？至于是否更换开会地点，由于当时并无旁人在场，张氏是否还有别的理由，就不得而知了。不过从周佛海的回忆中可以看出，不另换开会场地，应该是大多数代表的意见：
　　“每晚开会，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都出席。那天晚上，做过多年革命工作的马林毕竟有点经验，他说：‘明晚一定要换个地方，我们在此一连开了几晚会，一定引起了巡捕的注意。’可是其他代表们都说：‘反正明天只有一晚，一时又不易找到地方，大概不要紧。’于是决定仍在原地开会。”（周佛海《扶桑笈影溯当年》）
　　第二天下午，周佛海“忽然肚子大痛大泻，不能出门，一个人睡在地板上想工作进行的步骤，糊糊涂涂也就睡着了。大约十二时左右，忽然醒来，看见毛泽东探头探脑进房来，轻轻地问我道：‘这里没有发生问题吗？’我骇了一惊，问他，才知道是出了事。”
　　陈公博、周佛海、陈潭秋对“出事”的经过都有比较详细的描述，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大致情况：
　　陈公博回忆说：那天晚上大家正在李汉俊家的楼上开会，忽然有个仆人跑上来报告，说有一个面生可疑的人问他经理在家否，这个仆人也算机警，急忙上楼报告。周佛海由于不在场，他的回忆显然是从毛泽东等其他代表那儿听到的：大家正在开会时，忽然有个面生的人跑上楼来，进房一看，便道：“对不起，走错了。”说完，立即退了出去。马林毕竟机警，说：“快散了罢，一定是侦探。”于是立即散会，大家都从后门分散撤出。果然没过多久，法国巡捕、中国侦探等就包围并搜查了会场。陈公博还有更为详细的回忆：
　　“我本来性格是硬绷绷的，平日心恶国焘不顾同志危险，专与汉俊为难，到了现在有些警报，又张惶的逃避，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着汉俊谈话，看到底汉俊的为人如何，为什么国焘和他有这样的恶感。他们走后不到三分钟，我和汉俊谈不上几句话，突然面前出现了几个人。现在我还记得，有三个法国警察官，有四个中国的便衣官探，至于外面还有多少人，那我被关在楼上是不知道的。这班人上楼之后，空气一时非常紧张，有两个人监视着我不许离开座位，不许说话，甚至不许喝茶，其余的人便监视着汉俊往房间和各处搜索。为首的法国警察，问谁是主人，汉俊不慌不忙的自己承认，这样搜索，花了一个多钟头，什么都看过，惟有摆在抽屉内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薄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遂认为是一张无关重要的碎纸，连看也不看。这样过了一个多钟头，才审问汉俊。他们问汉俊为什么家藏许多书，汉俊是懂得几句法语的，告诉他们他是学校教员，藏书是要来供参考和研究之用。他们问为什么有许多社会主义书籍，汉俊说他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译，什么书都要来看看。他们问汉俊那两个外国人是什么人，汉俊说是英国人，是北大的教授，因这次暑假来沪，常常来谈。”
　　由于大会代表们打着“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的名义，因此称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为北大的英国籍教授，倒没引起怀疑。可笑的是，陈公博竟然被法国巡捕认作“日本人”——不消说，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则被怀疑是“俄国人”了。日本人、英国人与中国人在中国“密谋”，或许会对法国不利，怎能不引起法国当局的警惕！至于陈公博被怀疑为日本人的原因，周佛海的分析似乎合情合理：“原来公博虽然自信他的北京话，说得和北京人一样，而别人听起来，却好像是外国人说中国话，所以硬指他是日本人，经了好久的说明，才证明他是广东人。”或许，不懂粤语的中国密探从口音中怀疑陈公博是日本人；而陈公博与法国巡捕对话时两人都说英语，大概当时懂英语的中国人不多，连法国巡捕也怀疑他是日本人吧？有惊无险的是，法国巡捕没有搜身，而李、陈二人的衣袋内，都放有共产党党纲草案，若被搜出，哪有不进巡捕房的道理！
　　陈潭秋《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中的记载，则略有不同：
　　“这天吃过晚饭后，大会的参加者，晚八点集合于李汉俊的家中，主席宣布大会继续工作时，在隔壁房间内发现了一穿长褂的可疑的人物，追问这不知名的人，问他是谁，他回答说找社联组织的主席姓王的一个人，后又说找错了，即很快出去了。对的，离李汉俊房子经过三幢房子的地方，有一个社联的组织。但大家知道这一组织并没有主席，更没有姓王的人在。因此这人对我们非常可疑，我们即很快收集了文件隐藏起来了。只剩下李汉俊和陈公博。真正没有经过十分钟，李汉俊的家中即出现九个侦探和警察搜查房子。除了公开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外，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因此，没有人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