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捕们的搜查虽然一无所获，却并未完全打消怀疑。当陈公博晚上十点多钟离开李家时，明显发觉被暗探盯上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摆脱了盯梢的，一回到大东旅社，陈公博就关紧房门，叫妻子打开箱子，将有关文件焚毁了。偏偏那天半夜，只听一声枪响，第二天早上才明白，陈的隔壁房间发生了一桩凶杀案。陈公博怕受牵连，携妻子避往杭州。在周佛海与张国焘的回忆中，陈某可没有那么“硬绷绷”了。周说大东旅社枪杀案后，“公博夫妇，真吓得魂不附体”，甚至连后来的会议也不敢参加了。张国焘的回忆则更为具体：
　　“这个意外事件发生后，我们为了避开警探的视线，决定第二天停会，并通知各代表俟找到妥当开会地点后再行复会。我不便立即与仍在被监视中的李汉俊接触，乃于第二天清早到公共租界大东旅馆去看陈公博，问明他在李家所目击的情形，并告诉他博文女校距李家很近，大概同在警探注意之中，须另觅开会地址。那时李达夫妇也来了，他是处理大会事务工作的负责人。他的太太王会吾（悟）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也帮着她的丈夫工作。我们大家便商讨开会的地址问题。王会吾非常热心的表示：如果在上海一时找不着适当的地点，可以到她的家乡去。她家住在浙江嘉兴的南湖湖畔，从上海去只需一个多钟头的火车旅程。她并说明：南湖风景幽美，她可以立即去雇好一只大画艇，准备我们一面游湖一面开会，并由她布置大家寄宿的处所，即使在那里开几天会也是不成问题。我们对于她的提议极表赞成。认为这样是万无一失的。她即根据这个决定回去布置。我也通知各代表明早搭车前往……代表中只有陈公博未来，他早一天坦率的向我和李达表示请假不出席，因为他太太对于在李家所发生的事尤有余悸。其他的代表却不将这件事放在心上，身当其冲的李汉俊也满不在乎，大家仍然兴高采烈地继续工作，并笑陈公博是个弱不禁风的花花公子。”
　　李家被搜查后，周佛海听毛泽东说了一些情况，“觉得功亏一篑，实在可惜”，就和毛泽东商量，明天一定要继续开会，但是上海租界内恐怕不行了。周忽然想起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是嘉兴人，何不到嘉兴去开会，于是“力疾”去找李达商量。去嘉兴南湖继续开会，究竟是周佛海“忽然想起”还是王会悟“非常热心的表示”，姑且不论，彼时的周佛海，对建党还是相当热心、相当积极的，这或许也是他一度在党内身负重任的原因之一吧？周氏对嘉兴南湖这大会最后一天的回忆，也颇有点诗情画意：
　　“（七月三十一日，代表们）三三两两的到上海北站上车，我也抱病前往。到了嘉兴，早有鸣鹤（李达）夫人在站等候，率我们上船。当地的人，以为是游南湖的，也不注意。我们把船开到湖中，忽然大雨滂沱。此时我们就在船上开起会来，通过党纲和党的组织，并选举陈仲甫（独秀）为委员长，我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鸣鹤为宣传部长，仲甫未到沪的时期内，由我代理。‘中国共产党’，就这样在烟雨苍茫、烟波浩渺的孤舟中，正式产生了。”
　　谁能料到，二十多年后，这个人们“也不注意”的政党，竟然驾驭着一艘令世界震惊的东方巨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