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不得不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率领北洋新军前往“平乱”。袁世凯命令亲信大将冯国璋率第一军猛扑武汉三镇；另一亲信大将段祺瑞率第二军暂驻原地，以备接应。经过四十几天的血战，冯国璋以北洋军的优势兵力攻下了汉口、汉阳；而与此同时，湖南、陕西、江西等十四省先后宣布独立，关内十八省中仅剩下甘肃、河南、直隶、山东四省效忠清廷。在这种情况下，驻汉口的英国领事出面调停，袁世凯便奏请清廷，南北议和。于是，北方派唐绍仪为内阁总理袁世凯的代表，南方派伍廷芳为南方军民全权代表，在上海举行会谈。南方提出的条件有四：一、推倒满清政府。二、建立共和政体。三、礼遇旧皇室。四、以人道主义对待满人。而唐绍仪提出的唯一条件则是：第一任大总统，必须选袁世凯担任。南方的革命党人由于担心共和不能实现，于1912年元月1日宣布建立中华民国，组织临时政府，选举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以求践行三民主义。袁世凯听到这个消息后，恼火异常，专电责问，认为南方“不守密约”（濑江浊物《段祺瑞秘史》）。南方回电解释，而后双方又往返辩诘，各不相下。在这关键时刻，清廷那些王公贵族如载涛、载洵、载泽、善耆、良弼等，都极力反对共和，其中尤以良弼最为激烈：他不仅极端仇视南方的革命党，而且对袁世凯也极为忌恨。攻下汉阳后，袁世凯不乘胜进攻武昌，却调走冯国璋，而改派有共和倾向的段祺瑞为第一军统帅，节制湖北前线各军，竟与南方议和，这不明摆着是“包藏祸心”么？已经身在北京的袁世凯由于受到以良弼为首的满族亲贵的普遍猜忌，因此对于国体问题，也就不好再公开多说什么了。于是清廷一面调集军队，攻入山西，进窥皖北；一面又从河南、甘肃两地调兵，准备夹攻陕西。而筹备这一切的核心人物，正是所谓“宗社党”的首领良弼。面对这将死而未僵的满清王朝，袁内阁几乎一度搁浅，不能有所作为。幸亏没过多久，革命党人彭家珍舍生炸死了良弼，宗社党这才人人自危，不敢再反对南北议和，然而各王公亲贵却仍然希望保全君主政体，每次举行御前会议，都呶呶不休。而其时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无论内政外交都相当困难，若再迁延时日，难保不生意外，甚至影响大局，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在这关键时刻，一个关键人物站出来了，他就是原清廷江北提督、新任湖广总督兼北洋军第一军军统段祺瑞。1912年1月26日，段祺瑞联合北方诸军统兵大员42人，代表着40余万将士，给清廷发了份“痛陈利害”的、洋洋千余言的电报，要求清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电文下面是一长串统兵大员的署名，段祺瑞赫然领衔。这份电报给满清权贵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正当他们惶惶不安时，2月5日，段祺瑞又率领武汉地区十员将领再次逼宫，发出一份严厉指责满清权贵的电报：
　　“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实难数。事至今日，乃并皇太后皇上欲求一安富尊荣之典、四万万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见许。祖宗有知，能不恫乎？盖国体一日不决，则百姓之因兵燹冻馁死于非命者日何啻数万。”（《中国近代史资料•辛亥革命•八》）
　　指责之严厉尚在其次，电报的最后，简直是充满火药味的警告与赤裸裸地威胁了：
　　“如各亲贵尚怀疑惧，或以为共和为不利，祺瑞当即带全队入京，与各亲贵剖陈利害。”（濑江浊物《段祺瑞秘史》）
　　这下子，那班贵族王公们都吓坏了：一旦段祺瑞那小子果真率领军队直驱北京，难免玉石俱焚，不但皇上的位置保不住，咱们的身家性命，怕也难保呢！于是人人仓皇失措，不敢再持异议。光绪帝的遗孀——那位隆裕太后，只得将谈判的全权，都交给了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才发电报给伍廷芳，说是从今天开始，我袁某人才有权讨论优待皇室之条件，并共同讨论清帝退位后之事宜了。最后，南北达成包括优待皇室在内的八条协议，形成正式公文通告，并照会驻京各外国使节。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小皇帝溥仪的名义含泪颁布了“逊位之诏”，统治中国268年的满清王朝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就是段祺瑞之“一造共和”。
　　1915年，袁世凯组织“筹安会”，紧锣密鼓地复辟帝制。曾是袁氏第一亲信、时任陆军总长的段祺瑞对此采消极抵制的态度，5月，段祺瑞称“病”提出辞呈；8月，袁世凯明令解除其陆军总长职务。鉴于是袁世凯的老部下，又受袁几十年知遇之恩，段祺瑞虽然反对帝制，却不可能公开反对袁世凯。然而，作为北洋军的头号大将，尽管他已被解除职务，但虎威不倒，他的政治倾向仍然深为各界关注。蔡锷将军在云南高举护国大旗，从外部反对复辟帝制；而段祺瑞反对帝制的明确态度，则客观上对袁氏内部的瓦解，起了不小的作用。不久，袁世凯内外交困，复辟失败。这是段祺瑞的“二造共和”。
　　1917年，“辫帅”张勋率数千名辫子兵进入北京，拥废帝溥仪复辟。段祺瑞立即组织“讨逆军”，于天津马厂誓师，很快就击败张勋、恢复了共和体制。这是段祺瑞的“三造共和”。
　　所谓“三造共和”，当然不可能是段氏一人之功劳，段氏的作用也不宜过分夸大。关键是：清末民初，共和理念深入人心，段祺瑞能顺应时代潮流，并为维护共和、反对帝制而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其出发点如何，他的所作所为毕竟是值得肯定的。段祺瑞虽然身为清朝官僚，其共和理念却由来已久。他早年曾被清廷派往德国留学深造。在那段时间里，他虽然没有参加孙中山等组建的革命党，对一些革命党人却相当敬佩，尤其是同盟会中的两位领袖人物——孙中山与宋教仁。当时孙中山鼓吹革命，一般的人都认为是大逆不道，而段祺瑞在欧洲读了他的著作，私下里对孙先生已经非常钦佩，只是没有公开倡言附和罢了。当共和建立、清帝退位之后，段祺瑞曾对人说起早已佩服孙先生的旧事，人们问他：“那你当初为什么没有追随孙先生呢？”段祺瑞答道：“当时与孙先生共事的那些人，良莠不齐，有些革命党人简直就是变相的流氓，我实在不愿意混迹于其中、与他们为伍啊。却万万没有料到，他们竟然这么快就成功了。至于中山先生，则一直是我最为佩服的。”
　　段祺瑞有没有说过这段话，或者这段话是否完全出自本心，人们都可以质疑；不过，亦有信史可作明证：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的1924年底，张作霖、冯玉祥在北京拥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没过多久，段氏即于12月27日发电报邀请孙中山先生“速驾来都”，共商国是。孙中山因患肝病，委婉地回电云：“容俟告痊，再图承教，专复并谢。”（《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1925年元旦，段祺瑞再次电邀孙中山先生北上参加“善后会议”，这一次，孙中山不再推辞，当天便发表“入京启事”，欣然抱病北上。这段史实及二人间的往来电报，足以证明段祺瑞对孙中山先生的友好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