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也是个老掉牙的问题，我想之所以让童话戛然而止也是与人们日常的经历相关，或许这也是这类故事只能是童话的根源，童话所描述的终结点在于“结婚”，这是成人的标志，而“结婚”对于成人来说，却仅仅是开始。

　　三

　　人们常说：历史是由偶然构成的，如果没有杨府的那一瞥，红拂的故事就不会发生，如果没有李靖的丰功伟业，这个故事也就不会成为历史（这个历史是个宽泛的概念，包含了一切正史，野史以及笔记小说一切能让人记住的方式），历史若不存在，王小波就没法颠覆历史，王小波没法颠覆历史，我就没法说三道四，所以先哲说历史是一面镜子，真是至理名言。
　　不过这镜子到底是平面的还是凹凸面的却因人而异。比如王小波的镜子就是凹凸面的，就象我们讲的哈哈镜，照出来的东西是变了形的。但变了形也改变不了事物的本质。我们照哈哈镜时，眼睛可能会变成铃铛般大，鼻子也可能变成大葱样长，但眼睛不可能变成鼻子，鼻子也不可能变成嘴巴，这就是事物的本质，而历史也有本质，我们可以取一个名词叫“规律”，或者说“共性”。
　　之所以讲这段废话是因为王小波写的红拂夜奔是小说而不是论文，这点很重要。因为他书前有序云：“假如本书有怪诞的地方，则非作者有意为之，而是历史阶段的本来面貌。”在这个讲述“历史本来面貌”的小说一开端，隋朝的洛阳城就是一个泥坑遍布，走路要靠踩高跷才不会溅上一身泥的城市，里面生活着一群可疑的百姓，他们用古老的工具过着现代的生活。李靖以一个洛阳城里的小流氓身份登场，一面做着收市场保护费的勾当，一面费尽心力的证明“费尔马定理”（注：不清楚这是个什么定理，大概跟那个哥赫巴勒猜想差不多），在这里历史与现实混成一团，变成一堆似是而非的乱麻，若说这是历史，大概谁也不信。但这确实是“历史的本来面貌”，因为在这团乱麻里，有着着明晰的脉络，那就是“历史的共性”。
　　这就是共性的魅力所在。正如我去照哈哈镜，不管里面的人变成一个什么样令人捧腹的怪物，镜子里总是个人，不会变成一只大象或是一头猪。而这个变了形的人却可以脱离自身面貌的桎梏，让他的想象力发挥到极致。王小波就是这样开始颠覆历史。其实说颠覆并不是指红拂夜奔的故事。这个故事如前所述，不这是一只无法翻新烂熟的苹果。王小波在他早期的短篇小集《唐人故事》里早已做过尝试，这种尝试在我看来是失败的。真正的颠覆是在红拂夜奔后。从旧的呆板无趣的生活中逃离出来后，红拂是否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答案是否定的。就象李靖一样，他毁掉了一个洛阳城，却建造了一个更为严密的长安城。在这个新建的长安城里，他把他在洛阳城里胡闹的一切漏洞全部堵死，缔造新城却是为了更好的加固旧城，这对缔造者来说，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这也是“历史的本来面目”，红拂的故事在这里开始显露出新机。李靖或许是某类的人的象征。这类人从他证明“费尔马定理”以及各种古怪的发明来看，我们可以称之为“知识分子”或者“社会精英”，这类人的悲哀在于他永远只能是“聪明的”，也就永远只能为“圣明”的“上面”服务，这事情说穿了并不好玩，所以李靖开始在他修建的长安城中睡觉，他也许丧失了年轻时的精力，只有用睡觉的方式来逃离，而红拂在这时指向另一个层面，她本为有趣而来。“时刻准备着从一个死气沉沉的地方逃出去，就如植物的种随风飘飞，换个地方开始生长。”
　　谈到这里我们可以放下书稍稍思考一下，关于歌妓与娼妓的区别也许并不是一段废话。它将红拂的身份引向另一个层面。在这个层面，红拂晓并不完全是一个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女人，她是一个歌妓，也就是个“艺术品”，“艺术品”有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观赏性”大于“实用性”，这与我们常问的“哲学到底有什么用”带有某种神秘的相通。另外歌妓是没有自由的，主人们养着她，不过是为了给客人们观赏，但也有随时被推进万人坑的危险，这种危险会不会发生取决于你听不听话，最重要的是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让红拂具有一种未被污染的纯真，正是这种纯真使她时刻想着从一个死气沉沉的生活里逃离出去。于是当她看到李靖时，就象一粒种子遇到一阵狂风，依附而去，只为了逃离。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将红拂看成一种叫“思想”或者“天性”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而并不把她看成一个女人。这并不是一种异想天开的说法，我们的老祖宗时常做着这类游戏，并且给这类游戏取了个名字叫“香草美人”。
　　你为什么要投奔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对话可能会让一切熟悉红拂夜奔的人吐血，但也许这才是事情的本来面貌，也就是“历史的本来面貌”，在这个本来面貌里，红拂这个带着多重指向的女人夜奔李靖而去，鼓动李靖逃出了洛阳城，然后跟随着他东征西讨，最终摧毁了洛阳城。李靖又用他的聪明重建了一座新的长安城。他本来想建一座“风力长安”或“水力长安”（风水皆流动之物），但圣上不许可，李靖最后只好建了一座“人力长安”，这座“人力长安”比被毁掉的洛阳城更为无趣且更为死气沉沉，红拂想再次鼓动李靖逃跑，但李靖这时已经老了，不想动弹，只想睡觉或者是假装睡觉。红拂虽不满意也没办法，因为她也老了，再也无法做出夜奔的壮举。所以王小波最后只好让红拂自杀，在李靖死于“马上风”之后，红拂以“殉夫”的名义要求自杀，实质是将夜奔的行为做一次终极延展，她要实现的，是精神上的彻底逃离。
　　这其实是场王小波式的“自杀”，它的意义在于：红拂夜奔的故事终于逃出了它的狭谥的爱情的框架，变成了一场对自由无限追求的狂欢。正如王小波所言：我们生活在其中，总要有一些指望，“我们需要的不是逃出洛阳城或者证出费尔马定理，而是指望”，后面的一句我不说，因为我虽然已不年轻，但还没到衰老的阶段，所以我就此打住，保留一些“指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