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这座大楼,心情有点复杂。有被放飞获得自由的解脱感,也有被剥落、被放逐、被遗弃的感觉,有点留恋,有几分伤感。
靠案牍劳形显露的一点名气杀入这座大楼,已26年了。先在最高层四楼的报社,后调至二楼的县委办,再后因身份的限制,不能继续在纯行政单位,又调到在四楼的新闻办。每天上下班或外出办事,都从楼梯上下,来来去去已经习惯得和自己家一样。可这次不一样,是最后一次进出了,虽然以后随时还可以来,可只能以客人的身份出现了。
34岁进入这座大楼时,尚是农民身份。再往前是民办教师、乡政府专搞文字的临时工。这样的身份,像困难时期的地方粮票,只限于本地使用,而不能在全国流通。我能调进这座大楼,有破体制的意义,更直接原因是那张县级小报的复刊,急需几个文字硬手充实进来。于是,我和另外一个频频在各级报刊露脸的农民身份的“笔杆子”,被破格启用调进来。只是,与我一起来的这位古文底子很好的仁兄命运不济,第二年便患了肝癌,发现已是晚期,上下不到两个月便辞别人世。这老兄从小被抱养到无男孩的姑姑家,可姑姑却一连生下了两个男孩,他因此遭受冷落,养成了孤僻、内向、敏感的性格。与我且走且看的性格相比,他虑事多且长远,很有点城府。比如鼓动我去找领导,给我俩弄一纸招聘手续或合同,一旦有何变故好有退路。还想着在县城安个家,以后可以带孩子来读书,与女人长相厮守。而这些,我想都没想过。不知道他的病与他的郁郁寡欢、多忧多虑有没有关系,反正留下一女两男三个孩子和30多岁的女人,一蹬腿去了。与他比,我的命运要好一些,熬到40岁混到一个职工的身份,虽因身份、文评、年龄的三大硬伤,再不能有何进身,工资、各方面待遇也与同我差不多资历的人差着一大截,可毕竟还大喘气地活着。
这座老式建筑风格的大楼,位居县城中心,我调入时县城里独此一座,鹤立鸡群般鸟瞰着周围灰不溜秋的街道商业店铺和民宅群。事实上它的身份也鹤立鸡群,因为这里是全县的政治、决策中心,是心脏部位,一个县政治、经济运行的效率和质量,取决于这颗心脏跳动的频率与强弱。后来,在大楼后边又竖起了政府楼、人大政协楼,西侧还竖起了附属楼,满县城各式各样的楼也林林总总竖立起来,楼层越来越向高空辐射。但这座火柴盒风格、没有电梯的大楼,依然是驱动这个县社会生命的心脏,而且从规模的概念上越来越强大了:办公机构越分越细,部门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庞大,大量陌生的年轻面孔出现在上下班的楼梯上。原来大楼的人差不多都认识,现在不行了。大约因我也算是本县一个不大不小的“名人”吧,从楼梯上下时,好多生面孔的年轻人口称老师,热情与我打招呼。我虽不失风度与礼貌地做出回应,可下次在楼梯遇到,依然说不出他们是谁,在哪个机构哪个小单位里工作。不是我对新面孔不敏感,而实在是新人太多了,多得让人记不过来。
在踏上楼梯的那刻,我忽然想起,从楼梯上上下下26年,竟然没有注意过一到四楼到底有多少级台阶。于是退至一楼,扶着暗红色的木质扶手边往上行,边在心里默数,终于在我最后要退出这座大楼时搞清楚,一到二楼28级台阶,二到三楼、三到四楼各24级台阶,总计76级台阶。一层楼到上一层楼的中间,有一个过度的平台,楼梯从中间上来,在平台一分为二,从两边折上去,显得有点曲折,同时也让人感觉是一种艺术。
二
大楼的楼梯是供人上下行走的,这是一个简单得再也不能简单的物理原理。但细想,很符合这座大楼的某种特性。
这里的每层楼都很安静,很少听见有人喧哗。偶尔有男或女职员从楼道走过,衣着均简朴整洁,端庄大方,很少有花俏色彩与样式的,面部表情千篇一律地庄重、内敛、矜持、冷傲,有意无意间流露着一种身在政治中心和领导身边的优越感。遇到级别高点的领导时,会迅速换上一副修饰过的笑脸,小心、谦恭地打招呼。领导有事交办,满面虔诚地侧耳恭听,然后一脸神圣急急如律令地去办。他们中还占着年龄优势的,心里都揣着一个“上”字,期待着有一天被提拔起来。已在台阶上的,则期盼着再上一级台阶。领导岗位出现一个空缺,会有好多个人同时盯上,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渠道去争取。研究干部问题的县常委会议是秘密举行的,可不知怎么消息就迅速传开,平静如常的外表下,不知道有多少颗心高高悬起来。会议的结果还在保密阶段,却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开,由最初的几张嘴传成无人不晓的大路消息。各楼道的大小办公室会出现道此起彼落的道喜声,讨酒喝的嬉闹声,会看到好多张春风得意或者因失意黯然神伤的脸。这天晚上,注定了许多人因兴奋或沮丧而睡不着觉。
当然,如同楼梯的法则,有人上就有人下,下者多系到规定界限年龄的离职、退休者。那些上了点年岁错过了风头的人,则在等待着下。这些人不再拼命不再闯了,掌握的底线是照应住摊子,不出乱子,只等年龄一到,好平平稳稳从岗位上退下来。大楼的人因此呈河流般的流动性,一直有水蒸发、渗漏,也一直有新的水源补充进来。总的趋势是进来的比出去的多,想着上的比等着下的多。由这种僧多粥少的格局所决定,就像早上8点多上班时的大楼楼梯,出现向上的拥挤。说来也正常,来到这样一个生产官员产品的权力中心,大家近水楼台,都想着弄个小官当当,完全在情理之中。假若这里是一座商业大楼,大家想的盼的一定是如何多多赚钱,多多发财了。
我是这座大楼里的一个例外,我的那些致命缺陷,使我不能参与楼梯向上的拥挤,成为别人眼里的一道风景。但事情都是相对和辩证的,那些在楼梯向上拥挤的人,何尝不是我眼里的风景。可以说这座楼里再没有像我这样脱身事外冷眼旁观的人了。人就是这么回事,事不关己,不在利益、利害的毂中,才能冷静、理智、清醒地察看红尘中的人与事
那个在机要室干事岗位上窝了好多年的小老弟,怎么就趴在我肩膀上呜呜呜地哭了。当天晚上是喝了酒,可并没有喝到不可自持的地步。他嘴里唠叨的话很不连贯,却主题却高度集中:在收收发发、一天24小时不能间断人的机要室,沤得都快长毛了,可还没轮到提拔。他从17岁就当了通讯员,再到机要室,前前后后十多年了,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还有辛劳和疲劳……我心里想,在几乎与世隔绝的机要室,既不通晓全县政治、经济的大局,也不熟悉乡镇、各职能局的微观,甚至连嘴皮子也没练上,如果在机要室就地提拔还好说,如果“外放”到乡镇或业务性质很强的单位,岂不是为难自己吗。嘴上却说,无官一身轻,当干事有啥不好,提个副科不还是被人支使的大干事吗。他说你知道个屁,不登上副科的第一级台阶,怎么上第二级第三级台阶?我不好意思明说,巧妙点到能力问题。他说老哥你糊涂了不是,干不好我还干不坏吗?你看那些大大小小的官,有几个是靠能力混的,干得塌锅倒灶顾不住摊子了,挪个地方不照样干吗?说罢又一腔委屈地哭,好不容易才哄他睡下。他的话对我产生了深深的震撼,想想还真他妈是这么回事。后来,这小老弟终于提了副科,下了乡镇。在欢送他时脸上放着红光,频频举杯敬酒,喝了好多也没见醉了。
我经常纳闷,一些想着上的人,为能给领导留下深刻印象,怎么就能做出让人一想就浑身起鸡皮疙瘩的举动。县委一把手的女书记匆匆从会议室出来,到女洗手间去,办公室负责后勤服务的科长急趋几步,打开女洗手间的门,脸上堆着绝对过份的笑,平举着一只手频频示意:“书记您请进,请进。”女书记当下就愣住了,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说你这是干啥,不会连解手这样的事也替我做了吧?过元旦我们办公室几个同事与主任一起玩拱猪,主任有“全红”的意思,刻意收红桃。按理说,其余的人应该全力保红桃,死活不贴。可其中一位就故意贴红桃,而且专拣大的贴。结果,主任有一张小红桃没抓过来,一下被拱成了猪。本来涵养很高的副主任说话了,说某某呀,咱们就是玩牌,别玩得复杂化了。这位兄弟连连点头说是是是,谁知以后玩得更复杂了,跑到市里认了一个身处要位的老乡做了“叔叔”,过年必往拜年,平时殷勤跑动,很快调走提拔了。还有一个业务性质很强的小单位女副职,在频频出入一个重要领导办公室一段时间后,突然变得腰粗气壮,屡屡咄咄逼人地对正职发难,进而实质性掌控了单位大小事物。于是大家就猜想,这女人究竟在领导那里干了什么,怎么一下变得这样强硬?后来此女不但扶正,不久又被调到一个更大的单位坐了头把交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