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并非所有忙乎着上的人都可以交了好运。一个有心于文字,一直把我当老师看的年轻伙伴,满面愁容找我,让我帮助破解一个难题。他在干事岗位上打拼了好多年了,一直轮不着提拔,心想现在时兴送,很可能是没走这步棋,领导才想不起他来。于是凑了一笔数量可观的钱,瞅机会送给了一个县级领导。可没过多久,这位领导却因升职调走了,既没退钱给他,也没任何交代。他非常窝火,却不知道怎么做好。我心里有点吃惊,在我印象里,这位领导一直小心小胆,行为规正,怎么会这样的举止!可人证在这儿摆着,不由我不信。我帮小兄弟分析道,就此拉倒,你肯定不愿吃这哑巴亏;可是直眉楞眼去要,不给就举报,对你也不好,送钱毕竟属于贿赂。再说其他领导也会因此记住你,以后再想提拔就难了。我建议他给那个领导写封信,就说托他办的事,请给接他手的人打个招呼,这事反正拜托他了。他如果感到作难,也许会把钱退回来。小兄弟连说这是个办法,可最终他是怎么办的,就不得而知了,或许连写封信的胆量也没有。
那些上去的人里,也不都是坐上了铁交椅,有极少数如楼梯上行走的人一脚踩空,摔倒在地,骨碌碌滚落下来。楼里出去的人中,有好几个这样的,或贪或渎职或因女色,丢了乌纱。
(三)
既然我是大楼里的一个另类,没有资格参与楼梯向上的拥挤,就可以“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做一个洒脱、自在、性情的人。我本来就是冲文字而来的,只希图写出几篇看得过眼的文字,而从未奢望过做一个什么级别的官,好在回家乡时可以在父老乡亲面前飚一曲“大风歌”。因此,我没有必要在观察别人脸色、揣摩别人心思这种事上过多地浪费精力,更没有必要把自己的个性、人格、尊严都阉割了。我不是不谙世事的癫狂之徒,可我真的没什么可怕的,就像眼前这楼梯,没有上,不存在下;爬得不高,无所谓跌得重。
写文章是清净之道,寂寞之道,好像更适合于我这样的落拓者。那些一心想做官,或者已经身在官位的,很难再静下心来对付那些魔性十足的方块字。市里报社的一位亦师亦友的副主编,就曾经对我感慨,从记者升任科主任、副主编以来,办公桌越坐越大,作品却越写越小、越写越少了。他老兄不是江郎才尽了,而是担负的杂务太多了,根本无暇于写作,包括资料已到位、构思很成熟的作品,也难以成篇。此兄是很有潜力的报告文学作家,山西的《黄河》专为他的作品出了专刊,与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赵瑜是同乡的好朋友。赵瑜对他的评价是,出了一个市级报副主编,毁了一个全国级报告文学大作家。他成为我的一面镜子,也庆幸自己心理环境的相对单纯与宁静,可以高度集中精力对付我的文字。只可惜,迫于生存压力(为解决经济压力,我曾经停薪留职下海经商4年),我不但忍痛将真正爱好的文学放下,而且在公文、新闻、理论这些类型的文章写作中,不得不做出某些迎合,说一些违心的话,否则,我真的会混不下去。当然,这个奖那个奖,包括省里的五个一工程奖,市里的特等模范通讯员、五一劳动模范、市工会记的一等功,就不敢以为是什么光彩的事。
好在我还敢喜怒于形,有什么屁就痛痛快快放出来。最让自己心安的是还记得自己从哪里来,农村来的那些老百姓是我的什么人。在楼梯上走着,听见最中心位置的二楼人声嘈杂,伸头看时,发现是两个农民模样的老夫妻,为了他们久拖不决的冤苦事情想见见县里的老一,却被干事们挡了驾。农民自然是农民的想法,在他们眼里,唯有这个县最高长官说了话才顶用,也想如戏文里拦轿喊冤的秦香莲一样,求得青天大老爷的垂怜,解决了他们想解决的事。于是不想被当作皮球一脚踢回去。那些失去耐心的干事们便下了手,推着搡着往楼下赶。自己的神经一下便被戳疼了,过去拦在那几个面前说,伙计们,这是干什么,你们的父母有几个不是农民,书记就不是老百姓见的吗?你们在为书记着想的时候,能不能也替这些老百姓想想?
更直接插手过一回被个人承包企业下岗职工的事。其实之前县工会、县人大就已介入,组织召开了职工大会,通过民主表决形成罢免了承包人厂长资格的决议。可在行政权力庇护下,承包人依然是厂长,而且变本加厉地打击下岗职工,转移厂里资产。下岗职工代表找到我时,一听情况就激动起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上了手。调查取证后,一篇报道捅出去,很快在中国工人、山西日报、山西工人报等十多家报刊登载,并大多加按加评。县纪委被迫介入后,第二天午饭时工人向我反映,该厂长正在某酒楼宴请纪委查案的人,头天晚上就已请过。我骑着摩托车就赶了过去,在酒桌前来了个现场拿获。我对负责查案带队的人说,报道标题已经拟好,你听好了,“那边召开公处大会(头天下午刚开县级公处大会),这边猫鼠举杯同宴——XX县纪委怎能如此查案”,有胆量,你们就慢慢在这儿吃喝吧。说罢扭头就走,被该带队人一把拖住,表示饭钱自付,马上退出,并保证认真查处此案。后来,还同本县最高行政长官有一场对决。该所持理由是为人才使用和县财政收入着想,纪委要快速结案,让我别再管这事。我虽然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但还是很关心地提醒他,你这样做会对你形成不利,你想想,年底县人大那里你如何述职,又如何应对他们对你进行的监督评议?终于使他挠起了头皮。最终,工人们推选的厂长终于上了任,那位承包人也得到相应处理。我因此类事被评为市里十大维权标兵之一,市里记者节举办活动,在各展风采的耍嘴皮子赛中,“最勇敢男记者”竟然花落我家。
有点二百五,但绝不仅仅是“我是职工我怕谁”的无厘头嬉闹。
(四)
办完事,同送行的同事告别,一步步从76级台阶的楼梯走下,步出大楼,回身眺望。
大楼依旧,我已非然。这次真正意义地从楼梯下来,是政策的规定,也是自然规律的安排。老,不是一件好事情,可我总是能运用辩证法找出对我有利的一面来:从今往后,我再不用靠吹喇叭、抬轿子混吃混喝了;摆弄文字,再不必为非使用不可的那组GDP打首的官方数据和含水分的辉煌头疼了;“御用文人”的标签,从此一风刮掉!
我踏上回家的路,以独立人格的姿态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