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冲动与个体承担

　　——序西木诗集《病孩》

　　马启代

　　当今，世面上流行的大多是消遣性、小情调的诗歌作品，它们成为商业化和娱乐化时代灵魂矮化的文化注脚。西木不是那样的写作者，如果按我个人对诗人的划分，他属于我尊重的精神型诗人。他写作的立足点不在格局狭小的私人空间，而在人类自我拯救的宗教层面。我很高兴读到这样的诗，对于时代而言，他热情、冷视而坚韧的歌唱不啻是撼动心灵的钟声，是激励和昭示，哪怕浑厚中略带芜杂和粗粝。

　　很显然，西木的精神原型很接近拜伦，决绝处又近似于鲁迅。纵观他的整部诗集，可以感受到他的激情、辛辣、失望、悲哀、以及孤独，但他在绝望中呐喊，在忧郁中战斗。在战士与诗人之间，他诗人的本色更像战士，这让他作品中发出的悲鸣之音饱含生命的痛感和悲悯的神性。他“牧马和劈柴，斋祭和敲钟”，作为诗人，他有着强烈的史诗写作冲动，作为个体，他承担着与生俱来的精神绝望，他说：“我的血，是积攒体内的灯油”，因此，他是少有的黑夜里的持灯者，是敢于点燃自己的人。是的，他燃烧着自己，灵魂在火中舞蹈。读着这些有撕裂之痛的诗句，我再一次确认，在任何年代，特别是在今天的中国，做一位“露宿和打更”的诗人多么不容易，又是多么得可贵！

　　说到他的史诗写作冲动，不能不提到他的长诗《病孩》。《病孩》同时作为他这部诗集的名字，很显然，作者同意长诗《病孩》在诗学追求、美学风格和精神价值诸方面给自己的定位。当然，我这里所使用的史诗概念与教科书上的概念不尽相同，我最多是借用了史诗概念在人们意识中的模糊印象从而有助于对西木写作倾向的关注和认同。事实上，我读到的西木的第一首诗就是《病孩》，他的“追求真理的事非常可怕”和“我要做把剑”的句子让我相信了作者的真诚，也开始注意他的观察、思考和表达。我一直认为，一个没有忧患之魂的中国诗人最多是个艺术的能工巧匠，如果仅仅如此，绝无跃入大境界的可能，一种没有血性的写作不会在历史上留下温度，因为比起其他艺术形式，社会不需要诗歌更多地去取悦、邀宠和按摩。《病孩》在艺术上有着不少可以指称的缺憾，但它的精神向度和价值坚守是值得肯定的，他所试图达到的思想高度的努力是需要襃赞的。所以尽管我一直“不喜欢长诗，或者说我基于对汉语的敬重，对长诗充满了怀疑，但同时我又对汉语长诗充满期待。《病孩》作为隐喻和象征的现代版，具有文体探索和诗意表达的双层价值，我对基于痛感和真实感的诗歌写作表达敬意！”——这是我在网上对《病孩》的初步评价，现在看来，这个意见虽然简略了些，但仍然是可靠的。长诗，特别是以叙事为主要特征的后史诗时代，加上汉语独特的“音形意”的自足性和悠久的历史积淀，长诗写作是高难度、高风险的行为。新汉诗对西方诗学传统的承继、对当代口语的吸纳、以及现代艺术手法的借鉴有可能拓宽或打破许多原有的拘囿，但新汉诗作为自身尚未成熟的文体，经验的积累尚显薄弱，所以，长诗写作对作者的思想境界、精神强度和艺术积累都是严酷的考验。从《病孩》的定稿看，西木做了大胆的尝试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他的《病孩》在时间和空间的掌握上、在理性和感性的知性表达上、在局部和全局的视角转换上，都可给人不少的启示。应当说，《病孩》的笔触始终是及物的、开阔的、思辨的、清醒的、审视的、沉着的。“生存，是一场刚刚开始的艺术”，西木的长诗写作伴随着新汉诗的文体探索之路也刚刚开始。他诗集的第一部分除收录了《病孩》外，《影子》、《母亲》、《绝句·赌生》、以及第三部分中的《在西去的列车上》都是长诗。这些长诗文本，丰富了西木长诗系列的表现内容，必将成为他日后写作必要的台阶。其实，从总的精神指向来看，我甚至感觉他的第二部分《欲望与伤痕》稍加调整、修订也是一首充满包容和变化的很不错的长诗，这很好地说明西木是一个艺术的殉道者，一个用诗来不停雕刻自己的人，“他提着头颅而来，在众神的宣判下，／流放到了这颗星球，注定一生仰天长啸……”。为此，我会关注着西木！

　　这样充满着挑战的人生选择和艺术写作，个体内心的承受力一定来源于精神的成熟和内在的信仰。“与血，火，绞刑相伴”的求索，“肉体是一座孤寂的坟岗”，甚至“必然成为饮鸩止病的人”，只有赖于自己的理想方能前行了。在诗人眼里，黑暗是“坚硬无比的”，“生命是带血的旅程”，泼溅的血都“在地面上长出翅膀飞走”，春天是“阴云和流亡和阳光合谋”的假象，连故乡都是“胸前打死的领结”，窗外是荒漠、戈壁、野村、乞丐和不公，内心是苍凉、悲愤和痛苦，终年在西部腹地生活的诗人，何以如此看待社会和现实？何以平衡内心的激愤和不安？我要说，西木的力量来自信仰，信仰来自爱。他的爱和信仰有神性的光芒，但却是世俗性的。他把诗看作身体里的铁，看作自己手中的火枪，因此，他是无所畏惧的。“他提前把生命的墓碑，从采石场一人背来，雕琢着，用嘴唇吻掉一切的泥土”，他“总持着一盏灵魂的灯，摇曳在深巷里”，——我想这就是诗人个体承担的力量所在，就是他独自行走的勇气的源泉。实事求是地讲，我对西木的经历几乎一无所知，交往的开始源于他要我为《马踏飞燕》题诗，我这个人有个改不了的毛病，那就是凡是对诗有益的事我都会去做，因为在我看来，《马踏飞燕》是凝聚着民族精神、梦想和苦难的象征物，我又属马姓马，向来对马情有独钟，遂有了我的小诗《铜奔马》，后来他对我的狱中诗作写了一篇评文，他在文中写到：“也许时代把真理和思想交给了暴力和杀戮，这是历史的一段荒谬，但朝向正义与真理，进步与自由，这是大势所趋，也是诗人追求的理想”，我认定我们兄弟之间是气息相通、秉性相投的。所以，今天读他汪洋恣肆的诗行，领受排山倒海的气势，感到特别亲切和欣慰。“一个孩子病了／两个孩子病了／更多的病孩／让我哭了／又哭了”，是的，诚如树义兄所言，这是一部个人史，也是民族史，我还要加上一句，它更是当代的现场记录。中国文学缺乏在场性的写作，更缺乏在场性的精神抒情，那些一味模仿艺术手法、复制艺术观念的写作只是真正写作前的游戏，因为真正的诗句都是真实血泪凝成的珍珠，我很真切地感受到了西木在写作时的纠结、挣扎和自我怀疑，而这，正是构成艺术的必要的颤栗。正如《病孩》的题目与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的油画吻合，其“心灵现实主义”的题旨也高度一致，此外，西班牙画家萨尔瓦多·达利的《记忆的残痕》等也曾对西木的创作产生过影响。从诗集中多种信息揣度，生活在西部的西木，不但具有自然地域的写作优势，同时居于东西异质文化的交汇地带，无论从横的还是纵的传承谱系看，已经注重跨界汲取营养的西木在不断经受艺术和生活的磨砺中不久必将会有新的生长。按照我的浅见，真的艺术来自伟大的启示和痛苦的禅悟。为此，我会祝福着西木！

　　一个精神和灵魂里注满苦水的人，会在岁月里不断捧出闪亮的结晶体，日积月累，便会有山的高度。而一个不断向时代发问的人，必然有不断发言的诉求，这样的人，捧出的将是艺术的黄金。今后，无论西木的诗越写越长，还是越写越短，都不会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在于，西木要在不断成长中不断反省和修正。在不停的奔跑和攀登中，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值得仰视的标杆，我们可以相互提携、提醒，但我们选择的行当注定了主要依靠自修。为此，我会对我们充满期待！

　　是为序！

　　2013年8月18日千佛山下

　　【马启代】，“为良心写作”的倡导者，男，1966年7月生，山东东平人，自由撰稿人。1985年11月开始发表作品，创办过《东岳诗报》等民刊，出版过《太阳泪》、《杂色黄昏》、《受难者之思》、《马启代诗歌精品鉴赏》、《汉诗十九首》等诗文集18部，获得过山东首届刘勰文艺评论专著奖，入编《山东文学通史》。2013年获首届金迪诗歌奖年度优秀诗人奖，作品入选《当代新现实主义诗歌年选2013卷》、《2013中国诗歌排行榜》、《诗选刊》2013.11—12合刊年度诗展专号等。现为《山东文学》（下半月刊）编辑部主任，《山东诗人》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