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初任公务员培训,上课先向国旗宣誓”。
看那些道貌岸然的人宣誓,心里总会会冷冷的笑几声。并非虚伪,也非无聊,但总觉得在这庄严地地方,几声冷嘲也必要的,不然怎么衬托那些人的庄重呢。
成都初任公务员,上课先向国旗宣誓是必要的。毕竟是国家的公务员,为国家服务,连个誓言都不发,怎么能够拉拢人气,怎么受上司的青睐。一切都是合理的,存在即合理,同时也存在好久了,所以这宣誓并没有什么新意,但还是必须说说。
然而宣誓的图片上并不见毛泽东,也不见马克思。反而孙中山的照片挂上了。甚是庄严,横批“天下为公”。公不公我们不知道,但革命的确尚未成功,同志也仍须努力,台湾毕竟还没有实现共产主义。挂国父之像,显当局宽容,也显豁达。
“天下为公”,隔海相望的台湾也常用,不知道当局是为了同化那边,而效仿之,还是为了训练卧底而煞费苦心。但我觉得这仿佛是多余,说和做是两回事。与其发誓,还不如效仿诸葛亮写《出师表》,感人肺腑的文章,远远胜过简简单单的誓言。
但这些有什么意义呢,考公务员又有几个是为了真正的“天下为公"。说说就是说说,做完全是两回事了。
然而一个人的意识一旦与行为合二唯一,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是非常可怕的。苏格拉底被判有罪,饮下了毒芹汁,尼采也成了疯子。其实做人与做事一样,最好表里不如一。假如一下全给别人看破了,还有什么值得深思和回味的呢。那些宣誓不宣也罢。
司汤达说过:”我看见一个人上衣上佩戴很多勋章,在客厅里高视阔步时,就情不自禁地想到,他必定是干了所有卑鄙的勾当,不,甚至是卖国的行径,他才为此收罗了这样多的证据!”
这是勋章的原意,对于勋章,没有人比司汤达的认识更深刻了。誓言同样如此,我们可以看成是对将来犯罪,提早的忏悔。真正的奉献是不需要誓言的,因为他的行为远远高出了誓言和荣誉。泰戈尔作《吉檀迦利》也是这个意思。
在一个独裁的社会,誓言有什么意义呢。受权力的抑制,受良知的折磨,誓言与谎言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在词面上如此,在道德上更是如此。
如此场面就像重复播放的纪录片,没有新意,更无谈精华,孙中山画像的客串不过是最新三D的模式。我们还是生活在谎言的世界里,至少现在是这样。想永远是想,和做的距离竟然是如此之远。当今繁华的世界里和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法国有什么区别,唯一缺失的或许就是司汤达与巴尔扎克了。
康德说过:“我们眼中的世界,还是表象的世界。”就让我们再无聊的看一次无聊的重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