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的庄户人家，一日三餐都离不开麦子。家有余粮，灾年不慌。曾经有很多年，家乡人把存粮的多少作为衡量一家人富足程度的最基本的标准。那时，人们家里的粮食通常是不卖的，在粮仓里搁两三年，直到粮仓满得再也装不下了，或是陈粮有虫噬之虞了，才卖出一些。
　　家在农村，我熟悉麦子，熟稔它生长周期里的每一个阶段，因为其间凝结着我太多的记忆。尤其麦收时节。
　　七月款款而来，布谷鸟再也不能保持淡定了，唱出令农家汉子满心欢喜的歌谣。各家各户都从墙旮旯里收拾出镰刀，细心打磨得锃亮锃亮。俗话说，麦黄一夜，可不得争分夺秒，否则，一场劲风掠过，麦粒儿就会挣脱麦壳儿的束缚，散落在地上，一年的辛苦不就付诸东流？
　　小时候，我家人口多，地也多。当时种的无非是小麦、大麦、玉米。那时机械化程度还不够高，小麦和大麦都是靠人力收割的。印象中，麦子黄了以后，我们是很少能见到父母的：早上四五点钟，我们还在甜甜的睡梦中，他们就已磨好了镰刀，用塑料瓶装些许开水，带个把干粮上地了；晚上十点多，我们带着白天玩耍造成的疲劳进入了梦乡，他们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来——庄户人家实实在在不容易，用祖父的话讲，好收成除了风调雨顺外，还是要“眼窝里淌汗，手心里脱皮”的。所以，从记事时起，我们对粮食的认识，绝不局限于它是生存的资料、劳动的成果，它实实在在是心血的结晶。
　　十岁以后，我就开始学着割麦子了。站在麦田里，看着滚滚的麦浪，我有一种异常强烈的感觉，麦穗的那种金黄，是画家也无法调合的，是诗人也无力吟诵的。跟弟弟比起来，我割麦子的速度很慢，但我能坚持，无论天气多么炎热，我都能做到按部就班。面对镰刀，麦叶儿仍在舞蹈，将手部的皮肤抚弄得非常粗糙，麦芒更是像个顽劣的孩童，经常瞅准机会叮咬细嫩的地方。那是一年中最为炎热的时候，不大工夫便大汗淋漓，浸透衬衫是再平常不过了。作为农家子弟的我们体内或许原本就有一些挥汗如雨地劳动的基因，所以，对于那些体力活，我们内心里并不感觉恐惧。最难忍受的倒是叮痒，收工回去以后，常折腾得人翻来覆去，不能安然入睡。
　　为了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那时种植小麦，基本上套种玉米、葵花。因为赶时间浇水，施肥，麦子割倒后，要把麦捆儿从田里转出来。从我六年级时起，我们兄妹三就承担起了这项任务，父母则负责将麦捆装上拖拉机，拉运至打麦场。弟弟妹妹转地头的，我则主要负责远处的。我们争先恐后，在天微亮到大亮的时间里，一亩多地里的麦捆就静静地躺在了地头。近一半的麦捆在我怀里滞留过，沾染了我的汗味。看着它们，一阵强烈的成就感就会浇满全身，人仿佛在顷刻间轻松了许多。
　　上初中时，家里买了台收割机，夏收的劳动强度是降了不少，但最怕刮风，哪怕是缕缕清风，都可能使麦穗凌乱不堪，捆起来有诸多麻烦。所以，我们总是在夜晚祈求苍天保佑，明天即便艳阳高照，让人汗流浃背，也不要斜风细雨，弄乱了麦穗。
　　打麦场上的一番辛苦之后，饱满滑润的麦粒与秸秆等分离开来，触摸着它们，父辈们脸上荡漾着灿烂的微笑，那是一种淡定的笑容。他们会手捧着麦粒儿端详，那种满含喜悦的神情就像是执著的考古学家面对稀罕的元代青花。
　　忙过了夏收，我们跟麦田的交道并没有结束，我们会相约去拾麦穗。拾麦穗是件十分枯燥的事儿，但想到可以拿捡来的麦穗换几个买糖果的钱，我们倒也做得兴致勃勃。我们三五个人展开竞赛，看谁捡得快，捡的多。在竞争的氛围中，沉闷、乏味的感觉被驱逐得无影无踪。
　　参加工作以后，因为“生态治理”“关井压田”的缘故，家里种的地少了，也很少再种麦子，我也很少有机会步入麦田，重温童年时代的记忆。进城工作后，因为工作忙的缘故，很少到乡下，往往是离开时冰天雪地，再回去时已是麦浪翻滚。麦收时节，父母倒是并未因为种地少而消闲下来，他们总是出去帮人家割割麦子，打点短工，尽管并不稀缺那点儿钱。
　　我曾是一名教师，抛去形形色色、有些言过其实的称誉，那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社会角色。在日常的教学与管理中，我最不能容忍的是自己的学生不爱惜粮食的行为，我想，这与我曾经在麦田里度过的生活有一定的关系。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刻骨铭心的。在麦田里，我最早接受了“要想吃饱饭，就得多流汗”的教育，懵懵懂懂地明白了类似于“天上不会掉馅饼”的道理，这远比学堂里老师讲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之类的训条具体得多，形象得多。
　　祖祖辈辈的农人在麦田里守望，守望的是幸福美满的生活，我的父辈们也的确收获了。根在农村，我还得继续这种延续千万年的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