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徐敬亚先生、尊敬的各位来宾、文朋好友
　　中秋月明，金凤赴约。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各位学长、老师、朋友们能在百忙中前来参加我的作品研讨会，我首先表示衷心的感谢。
　　说起《病孩》的“病”，我需从两个故事说起：一个是魏晋名士阮籍爱哭的故事。阮籍坐着牛车，不知何往？走着走着路就不通了，他就号啕大哭；哭了一阵，调转车头，另走一路，走着路又不通了，他又号啕大哭。阮籍为何如此三番的哭？他哭于荒僻原野，前行无路。也许人们不理解他的哭？实质上，他的哭，有点精神质，形而上是一种行为艺术。而这种方式，却多么具有“后期现代的味道和风骨”，这种“哭”，具有整体的隐喻或象征性的意义。我们不知道阮籍的哭象征什么？但我们可以肯定一点，好像是在哭：人生途穷，世道窘迫；是在哭：荒草凄树，长天冷漠。他的哭，超越了个体的一般悲伤，一次次前行无路，一次次寻求哭的机会，一次次个人隐秘的体验，显示着一种大行为、大人格和大胸怀。
　　我曾今受阮籍爱哭的启发，动起“孩子有病”的构想，并决意创作长诗《病孩》，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那是2012年秋天，我听到了一个使我一直不安的真实故事。就在我的家乡，发生了两个孩子被毒蛇咬死的事情，孩子只有三四岁，女孩四岁，小男孩两岁多，他们的父母亲出外打工去了，孩子的照看就落在老婆婆身上。但就在这年秋天，全村有劳动能力的老少为挣得每天80元工钱，要去外乡镇采收洋葱。从早晨七点出去，回来晚上九点。老婆婆也受八十元的工钱诱惑，她也去了，但她苦于孩子的安全问题绞尽脑汁，关在房间里，又怕水，火，电，撞等伤害，她最后想的办法是将孩子放进窖里。于是她收拾好窖池，铺上麦草，又铺上棉被，放好水果和馒头，把两个孩子放在窖里。前两天都很安全，只是晚上回来，女孩始终说，有虫子——虫子，第三天放孩子时，女孩哭闹不止，说害怕虫子——虫子，老婆婆也由于出发匆忙，并未在意，连喝代吓的把孩子又放了进去。事情就发生在这一天，到了晚上，当老婆婆抱孩子时却发现，两个孩子死了，小男孩的脖子上缠着一条蛇，有三条蛇一起死在窖里。可谅老婆婆一声哀嚎，抱出孩子后也自杀身亡——
　　这件事对我震撼很大，整个秋天一直到整个冬天，我的心都无法平静，我在想：导致这个家庭衰亡的原因究竟在哪里？我没有怪老婆婆。正如《病孩》第89节中写道：“十二月，有老人/宽宥和慈爱/圣诞，耶和华/我用消瘦的面鬓/努力助长精神和力量//但信仰/使我逃避在暮雪中，无家可归”。到了年码三十，白雪皑皑，寒风飕飕，白天去到乡下上坟，看到老母亲苍老无助的眼神，更加重了我的忧伤，也就是那个晚上，我没有回到家里，而是把自己关进了一家僻背的“金长城”宾馆，一直到正月十五，每天早晨妻子和儿子送饭一次，包括午饭和晚饭，到正月十三日基本完稿。
　　《病孩》我后来再没修改，一来我怕想起那些现实处境下活得太可谅的孩子，我只是想：“我没有责备把孩子放在蛇边的老人/他到九月死去了，他带着/对蛇的恶毒，哭泣着//那几条蛇不会再九月死去/我清楚九月不是恶报的周期”，我清楚，那年冬天也不是恶报的周期，但终有恶报的周期到来的时候，那就是天作孽，犹可活；人作孽，不可活。二来觉得“诗歌，是我身上的铁/是祖宗八代锻造的火的言辞”（《病孩》27节），整个《病孩》是喷涌而出的，我的呼吸紧蹙，血液飘升，口喊笔诛。全诗以“我”为抒情载体，沿着从一月到十二月的时间经纬，基本采取了五步闪跳形式，让百千个孩子在诗中跳跃，让百千个孩子“病”现，让百千个孩子在现实处境下无助活着，我怕想起这些事情，而妄自纷扰和伤痛。实质上，“病孩”并不包含具体的针对性，我不针对自己，也不针对世俗，更不针对体制（请注意：我并不是不敢承认时代有病）。我只是想“病孩”处于怎样的历史时期？“病理”的成因何在？应该置于怎样的集体无意识之上，才能让一个族类的生命病因及早的凸显出来。病不诊断就无意根治，生命就不能更好延续。
　　欧洲社会学家们认为：“过了某个转折点的现代”就开始了“后期现代时期”，在前期近代社会里，人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改变社会的思想，但在“后期现代”社会里，那种“大叙事”的革命形式越来越淡化了，相反“改变自我”的小叙事（自我启发）的追求越加强烈。以“我”为中心，以实现“成为更加能够挣钱的人”为人生目标，“按照自己的意愿活着”的人生价值观突显出来，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现代病理”——追求个人成功、追求金钱、追求权势、追求上层优势工种、追求奢华安逸的生活、不愿从事实物性创造劳动（往往比较辛苦），追求优等教育及其倡导下的“食肉者”理念等。诗中多处抒写对人性中真善美的呼唤，表现出对这种现代病因的抵触，比如“我的那片袈裟，徒有一片/慧心，像块僵尸的坟土”（《病孩》40节)；“别人所需而我所没有//阴暗运行的板斧/早已钉好了墓碑//肉体是一座孤寂的坟岗/让灵床空有其位”（《病孩》49节）；“我要做把剑/是火与铁的的交融/守住战地和马蹄/守住秘笈和铁犁//战地的旗子不能放倒/性格之剑不能倒下”(61节)。中华民族的这种“自反性后期现代”的开始比欧美晚得多，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也许是这种“自反形态”凸显的过程，原有传统价值观的共同体被解体，宗教、阶级和社会共同体的价值观被掏空，社会在“液体化”的流动中，从物理性病理逐渐向心理性病理加剧转变，“精神创伤”和“成年小孩”的民众弱性和病因还得不到社会精英的认识，所以，我想：“这个时代病了——”，这就是我创作《病孩》的主要原因，我真的希望它是这个时代的一部史诗，一种缩影。
　　社会出现了亚健康状态，信仰就要缺失，道德就要滑坡；看客心态下的冷漠和麻木的示范效应恶性的循环起来，造成严重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积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思潮泛滥，这是“看客心态”最大的危害。正如诗中写道“诗人，请疗治我的眼睛/疗治我体内无名的火焰/不能耗尽内省的熔岩/困死在口和胸腔/徒为血的道场”（53节）。其次是“习惯性的怀疑”心态，源于社会综合公信力的下降，人类焦虑状态的生存，采取“怀疑一切”的态度来面对未知的世界;认同弱势群体享有较低的生活资源的合理性，对强悍的处境逆来顺受，无奈与无助。如34节“没有那滩泼溅的血/在地面上长成翅膀飞走/它们是阳光催生的羽毛//我感到生命是带血的旅程//自古在青铜面皮下没有头颅”。不相信“享乐至死”的生命哲学，财富的最大积累在膨胀，刺激、暴怒、威逼取代了常规仪式——凡此种种，实属非议所思的东西，《病孩》触及的正是这些东西。也许它挑战了大网络时代的“伪诗歌”现场，因为这个现场里，诗歌病了，诗人也病了。诗人的梦本身就是一场病，一场大病，因它远离了民众，局限于个体感受，缺失了崇尚之美。谁能明白“陶梦人”不再悠然采菊，而要去桃花源的目的，诗人要拿着自己的罗盘，探测生命的质地、厚重、价值和意义。我想：这就是“阮籍爱哭”的理由，也是“孩子病了”的理由。
　　当然，《病孩》限于宏大的隐喻性和象征性的寓意，确也有苦涩之句，难免在语言上形成大量的“语言硬块”，这也是我越来越发现的问题，在这里，我请在座的诗人、作家多多批评指导！谢谢大家！

　　2014年9月16日于甘肃武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