撩拨几回,他们渐渐失去兴趣,不再逗我,各自拉帮结派游戏去了。
我靠在墙角梳理寂寞的时候,发现一个女孩也在附近编织孤独。她瘦瘦的,白白的,淡黄的剪发遮住了眼睛,低着头看地上的蚂蚁。三尺的距离,却觉得她在天涯,我在海角。自惭形秽是一堵无法翻越的高墙。
她的衣服那么整洁,天蓝色的方褂,深红色的长裤,干干净净,大方得体。而我,看不清本色的小褂子,一年三季地不下身,齐脚脖的裤子,不仅露着膝盖,还露着牛牛。
教室里,她就坐我后面,很少说话,偶尔回头看,她正捧着鸭蛋脸专心地望着黑板。我学的快,可写字慢,她是班长,每次收作业都会等在我的旁边。她越等我就越急,笔也变的那么重,写字那么吃力。她则微笑:“慢慢写,不要潦草,我等你。”
那次考试打赌,我上台闹完走下来,正好看见她竖着大拇指冲我点头,还开心地笑着,似乎支持我的抗争。那一笑,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下课晒暖,我们的位置也就缩短了两尺。
两个无聊的孩子并排坐着,肯定要找一些话题。她问:“咋不去玩呢?踢瓦跳绳老鹰抓小鸡都好玩呢。”
我不想回答。索性坐在地上,伸开两腿,让深秋的暖阳抚摸我裸露的肌肤。他们都嫌弃我太小,站在哪一边都拖人家的后腿。
我反问:“你咋不去?”
她摇摇小脑袋,剪发温顺地贴在脸颊上:“我不能跑,怕咳嗽,爸妈叫我少活动。你说,还是那个太阳,夏天那么烫,冬天就为啥不热了?”
我抬起头望着天空,憋了半天才说:“天冷了,日头也穿棉袄了吧。”
她扑哧一下笑出声来:“还真是哩,夏天光着身子,那么刺眼的,到了冬天就红红的。”
她又问:“你看地上的蚂蚁,快快地跑,不知道忙啥呢?”
我连忙低头找蚂蚁群,研究了半天,才说:“是怕咱们踩着它吧?”
她终于咧开嘴大笑起来,可随后是一阵剧烈的咳嗽。我问她为啥老咳嗽,她说两年了,一直瞧不好。“要是不咳嗽该多好,咱俩也去玩,我当老鹰去抓你。”我说那个不好玩,猫钻十二洞才有意思。她很高兴:“我也喜欢呢,等我好了,你当老鼠我当猫。”
第一次与她说话的场景记得很清晰,后来的很多场景都模糊了,朦胧记得我们俩还一起去教室后面抽狗尾巴草编草帽,一起到沟边摸田螺,还一起去坟地里找野葱、挖鸡腿子。她的动作轻微,举止娴静,微笑着咳嗽,轻轻地弯腰,每次发现一个大鸡腿子总会叫我看,挖出来后剥开黑皮,将肥白的肉塞到我嘴里。
那次抬客,我才知道她是谁。和她并肩看戏就如一场梦,我突然变的拘束起来,时不时偷偷瞟她一眼。老师那么神圣的,她怎么就是老师的闺女呢?煞戏后我没有留下来,背着装有鸡腿的书包,趴在母亲的肩膀上回去了。一路上满是她的笑,还想象着找个机会抬她来我家,让母亲也做韭菜鸡蛋饼,也要杀一只鸡,送给她两个鸡腿。母亲和姐姐夸奖我的话,一句都没听清。
抬客之后就和她坐在一起了,她帮我整理书包,给我削铅笔,还给我擦鼻涕,有好吃的总会带给我一点,干净的馏布里是热热的饼子。姐姐是个野性子,根本没管我,她代替姐姐了,却做的比姐姐还周全细致。渐渐的,她又变的那么可亲可近,与老师的闺女没太多的牵连了。
快过年的时候期末考试,她明显咳嗽的更厉害,我说:“俺村里有一个老头,会治咳嗽,考完咱们去找他。”她点点头:“爸妈也老打听呢,去了不少地方,就是管不住。”
交卷了,临别的时候,她悄悄凑近我的耳边:“过年别乱跑,我要去你家讨封子讨花生呢。”
我拉钩:“我家过年就杀鸡,鸡腿留给你。”她捂住嘴笑,然后认真地点了点头。
刚放寒假,我一个小屁孩到家就跑个没影,玩到昏天黑地,哪里会记住曾经的约定。除夕夜里倒是想到过,还问母亲,母亲说那是割食积,拿个黑石刀在虎口割个口子,挤出两个米粒大小的白色泡泡。我浑身发抖,立即想到了她流血的泪水。
大年初一开始等她,等她来讨封子讨花生,等她来治病。可等到了十五,也没她的影子。过完十五就开学了,急急奔向教室,那个座位居然空着。问她同村的学生,才知她不会再来了。
那个学期,没有她陪着我晒暖、看蚂蚁、挖鸡腿,心里总空落落的。她的坟离教室不远,矮矮的一朵,趁放学去过几次。那时年纪太小,尚不知生死为何物,也不知人死后何时才能回来。
现在回想,很是愧疚和懊悔。她七岁告别尘寰,所以留在我记忆里的永远就是她七岁的样子,永远不会老去。阴阳两世界,相隔千万里,想见她可真的不容易。再说我已经变老了,即便相遇,也不一定能相认。只能祝愿各自走好吧,如果有来世,只求我们俩还能在一间教室,坐一个泥巴台。
又快过年了,在心里为她树一墓碑,墓志铭是:
姐姐马小菊,小女孩,生于1968,卒于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