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与释史

　　上个月，偶染小病，遵医嘱需卧床静养，这才发现原来静躺并不是一件很幸福杂感三则的事，睡足后，只好瞪着两只眼睛发呆。起来上网，浏览了几个网站，只觉得百无聊赖。来到挂名的一个网站的后台，正准备编一个稿子，却又是头昏眼花，一个字也看不进去，没奈何只好关了电脑，看书去。

　　随手拉过一本，却是前几天没看完的钱穆的《朱子学三家随答刂》。前面几篇看得人意兴萧然，索性拿书乱翻，直翻到《论中国传统文化之士》这一篇，才算定了神，细细从头看去，竟有几天未有的渐入佳境之感，忽见一句：“如韩愈，论其大节，乃可谓唐代标准之一士，即诗圣杜甫，亦当屈居其次，而同时倡为古文如柳宗元，则更不能与韩愈相比，下及宋代，韩愈乃始见为唐代特出之第一人。”不觉微笑，因为突然记起一篇文章，对韩愈的评论与这句可谓大相径庭，钱老极其推祟儒学，就算对后人历来诟病的理学，似也是赞赏有加。近来有一句名言颇为流行：“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似乎对史学过多的加入主观粉饰大为不满，回过头来看，实是苛求于人。就算司马氏的《史记》，不谓不严谨，写到屈原一节时，那一奔而下的澎湃之情，却再也无法用冷峻的语言去表达，以至于因为将屈原作品中的人物在正史里记载而引起后世史学家的多方诟病。只是司马氏真的会天真到将文学人物与史学人物混为一谈吗？此中深意，可能也只有他自己才能明了。

　　想来也许历史是客观的，但对历史的解释，又哪来绝对的客观？正如我的病，病源只有一个，解释却有无数条，只要能让我恢复健康，是中医的叫法还是西医的理论，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话似乎太不讲道理，打住，打住！还是谨遵医嘱，睡觉去！

　　■美景的背后

　　从未临屏写作过，今天居然对着白白的屏幕打了一大段话，发布的时候却被告杂感三则之登陆超时，又没有盘存，时隔一分钟，既然再也记不起自己想说什么了。

　　这样也好，生活总是在不断的记起与遗失中交织，记得该记的，忘记该忘的，总是一种方式，一种让自己生活得更为舒心的方式。

　　这么说时，仿佛依稀记得自己要说的是关于美丽的话题。是的，美丽，那些在大师笔下描绘的美景，总是令人心生无限的向往。那些散落在悬崖边，那些陷落在大路旁的历史印迹，总被我们一遍遍的描慕。我们忘记了乡村美景里总会飘浮着牛粪的味道，忘记了清澈的水里也会带着苦涩的盐碱，忘记了漫天的雪花会让衣裳褴褛的人饿冻而死，我们所看到的，只是美丽的外表，惊艳似乎成了唯一的理由，让我们跋山涉水，顶礼膜拜．

　　慢着，我还记起我要说的是沈从文的散文与小说，对了，就是这个话题．我想说的是，这几天我重读沈先生的散文与小说，透过那些美丽的自然风光，我看到一片片嘈杂的水码头，一群群被生活挤压得麻木的妓女与水手，一个个残酷的杀人场面，尽管沈先生用了一种极其平淡的笔墨来描写，但是“苦难”两个字，还是深重在浸入心底，弥漫开来，仿佛令人看到大师那颗悲天悯人的心在颤抖，当我们被他笔中那只描绘凤凰美景的散文所迷惑时，可曾想到，这美丽背后，有着怎样的叹息？

　　沈先生在《边城》题记里有这么一段话：“我并不即此而止，还预备给他们一种对照的机会，将在别外一个作品里，来提到这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质朴，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之后，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先生在这篇题记里所提到的对照物，大概是另一篇小说《长河》，关于这一点，在长河的题记中先生不惜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近十年来小城人事的谐多变化，这些变化恰恰与边城里那份天然的质朴形成强烈的对比，在这篇似乎并未完稿的小说里，题记里另一段话更为耐人寻味：“问题在分析现实，所以忠忠实实和问题接触时，心中不免痛苦，惟恐作品和读者对面，给读者也只是一个痛苦的印象，还特意加上一点牧歌的谐趣，取得人事上的调和。。。。。。尤其是叙述到地方特权者时，一支笔再残忍也不能写下来，有意作成的乡村幽默，终无从中和那点沉痛感概。然而就我所想到的看来，一个有良心的读者，是会承认这个作品不失其为庄严与认真的。”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第一次临屏写字，也许是看了几篇文章的缘故，让我的心情非常的恶劣。是的，恶劣，没有哪一个形容词能更准确的形容我此刻的心情。在那些津津乐于凤凰的美景的文章里，我的这种恶劣心情泛滥成灾，我不知道，沈先生当初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难道仅仅是为了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风景如画的山地水城，这里有一个神秘的苗寨部落，这里有一个如诗如歌的世外桃源？

　　如果不仅仅是这样，那么就让我们抛开那些所谓文人士大夫的乡情野趣，好好的看看这些美丽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辛酸与血泪！

　　■隐与仕

　　又有一个星期未曾理弦了，按我这个用功的程度，大概也只能在听的边缘混混了。杂感三则一直对《渔舟唱晚》的出处心存疑惑，想着这么一只轻缓的曲子不应该是依据《归去来辞》来改，且不说曲调与古琴的相去太远，就算那轻缓的慢板也与陶公的归去来辞意境各殊，若如传统所说，真与《滕王阁序》的“响穷彭蠡之滨”有关联，又与归去来兮何涉？

　　不记得在哪本书上看过，说中国古代的文人有一种很有趣的心理现象，归隐久了，就想出仕，但真的出仕以后又觉得厌烦，觉得不如归去，一旦归去后又记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想着还该出仕，再出仕又感觉身在樊笼，不如归隐。他们就在这其中反反复复，或身在儒而心在道，或身在道而心在儒，抉抉择择，难以取舍。所以陶公一隐，是为真隐，比起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他该更得“淡泊”两字的真昧。

　　未经大富大贵，不曾大红大紫，谈归隐总有点“酸葡萄”的嫌疑，其实不然。所谓的“隐”与“仕”其实是个相对的概念，它的含义在今天远远超出了古时的“做官”一途，更多的划入了一种心理学的意义上去。盖因现代社会功能加大，分工加细的缘故，能体现自我能力的途径比起宗法社会更为广泛。“一块砖掉下来砸死十个人，其中有九个是老总，另一个是副的”固然是个笑话，但也自有它的社会学意义在里面，不能一笔抹煞。外子有时在家里谈公事，与财政局的人在那里大谈“二八开”，“三七开”，我怎么听着都象分赃，因此我报以耻笑，他还以白眼是经常的事，不过这可能也是当初文人们出仕又思隐的一个因由。理想与实际的操作总是有着一段很大的距离，更为要命的是，实现这种理想又往往需要牺牲很多原来属于自己的“自由”，当外部的羁绊与内心的安宁无法调和时，文人们就会落荒而逃。当然“落荒而逃”是局外人的说法，文人们自己的说法是“悠游山林”，继续他们的修身养性，著书立说的伟业。

　　只是，当一张桌子，一部电话就能让你过过老板的瘾的新型时代的到来，这种格局似乎正在发生着悄然的变化。且不说入仕的途径比以前更宽，也不说入仕的知识构成与以前发生了质的变化，更不用说如今的“出仕”有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谋生的职业（这点似乎很重要），单单一首歌，一部闭门造车的小说，甚至几幅让人大跌眼镜的“美女图”就能让人一夜红遍大江南北新型神话一个又一个的出现，就知道所谓的“平民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在这个哪怕一个细小的领域里都有可能出将入相的时代，“仕”与“不仕”早已抹杀了传统社会的那条泾渭线，成了一个很奇特的纯粹心理上的概念。因此隐与仕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取向，隐所能放下的，不再是一官半职的禄位，更多的是一种淡然而对的心态，而这种心态，似乎离人越来越遥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