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是最令我兴奋的一幕——开膛破肚。
　　祖父把猪倒挂起来，那是一种特殊的钩子，家人叫它“硬挺”。钢制的有小手指粗细，一尺长，“硬挺”的一端一个钩子挂在梁上垂下来的链子环上，“硬挺”的另一端左右分列两个钩子向上弯，它的平面与上端的钩子垂直。
开始用左（或右）边的钩子钩住钎的尾骨，等到猪的腹部被剖开之后，两个钩子各钩一片把猪腹挣开。在剖腹之前御去猪头，爷爷总是把它割得大些，多带上脖子的肉，由于猪的头只卖肉的半价，猪头割大了，卖肉的人自然吃了亏。爷爷并因此得了个浑号“宋大头”。这一语双关，贬中有褒，是对爷爷职业道德的赞许。宋肉铺的猪头成了抢手货。爷爷在村里是很有人缘的。爷爷说“猪头”要拿来敬祖的。如果供在桌上边下巴骨都露出来，岂不是丢了子孙的脸。
在对猪剖腹之前爷爷总是先拿尖刀从上到下（从腹到胸）先划个印，然后用“剥刀”小心剖开下腹，腹部和胸部，为了不割破猪的内脏、膀胱，猪鞭（公猪的生殖器）肠、肚、脾特别是胆，以及横膈膜上面（此时猪倒挂着看起来是下面）的心、肝、肺都被依次掏出来。

　　这里，说明一下所谓“剥刀”是一种马蹄形的刀，比成人的巴掌大一圈，刀背的尖端微微上翘。刃是圆形的。同时手的虎口卡住刀柄，三个手指压着刀背，刀刃便在被割的对象上划弧，得到一种连续的轻柔的力。“剥刀”的“剥”字源于剥皮，这是一种剥猪皮的刀。
　　给猪开膛破肚时，一家人的流水作业井然有序地展开。叔叔取过猪的膀胱，家里人叫猪吹泡，把铁盆里血装起来挂在厢房的檐头上。有时猪血也拿去作血豆腐或者灌血肠。之后，奶奶收拾猪下水，清除肠肚内的粪便，摘下浮油和脾脏等做成一挂“水油”。“水油”是和“板油”相对而言的，板油长在猪的腹腔内侧。因质地纯正，出油多而得名。母亲则清洗猪头、心、肺之类。把胆和猪鞭（公猪的生殖器）都收起来，中药铺的牛先生常来索取。
这一切之后便是劈半子。这时更显出爷爷的技巧。他先是用尖刀在猪的脊正中划一条长线，然后用砍刀，不轻不重一刀一刀砍下去，把猪的脊柱一分为二，他一条腿踩着矮凳（当然是我及时放好的），把围裙垫在腿上，猪的半扇便渐渐担在腿上，爷爷的技巧表现在：砍得十分对称；能将骨髓完好的留在一侧；地上还没有骨头碎子。

说起祖父的技艺，他那卸肉剔骨的动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当他把猪的大腿骨从猪的骨盆（胯骨）中卸出的时候，只两刀划一个丁字，便能准确定位，现出腿骨和那臼槽，然后用剥刀轻轻地画弧割开那韧带，再将剥露的腿骨一扭便完成了。许久以后，当我读到《庄子》“庖丁解牛”的描述时，不由得想起祖父那灵敏而利落的动作。可惜，关于市井中下层百工的这些实用操作，它的工艺和技术，我们的文献中却少有言及。

早晨的忙碌结束了。叔叔捞出汤锅里的猪毛，把它晾晒起来，把锅里的水泼到粪堆上去。然后，去请检疫的人。母亲擦拭工具，洗刷器物和地面。奶奶在她的菩萨龛前上一炷香，嗫嚅一番。奶奶信佛，是个实用主义的信徒，她上香一方面为了减轻我家“杀生”带给她的心灵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冲淡屋里的气味。家里只有姑姑从不参与这些劳作，她把里屋门关得紧紧的。她比我叔大两岁，在家里，她作一部分针线活，最有兴趣的是在我的衣服上绣各种花草和小动物。她是一个艺术家。可惜，母亲平时都不让我穿。只在年节时在客人面前炫耀一番。

爷爷坐下，吸一袋烟，喝茶，不说话，沉沉地陷入凝思：想着今天，猪的某个部位要给某位长官留着；某财主家请客，会拿着折子来割肉。这一头猪在集上，又能换回几多现金？而那些卖猪给我家，来讨债的穷苦人，又会说出什么难听的话呢？！

在所有家人之中，唯我是快乐的，屋里屋外蹦蹦跳跳，问餐桌上有什么好吃的。当然，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消除亲人的疲劳，点燃他们对未来生活的希望。

有时候我问自己，为什么像得了热病一样，喃喃自语，一定要去写那些杀猪的细节？……与困兽搏斗，溅一身血污，汤锅里的猪毛和大盆里的内脏的气味难闻。家庭作坊的手工操作是那样危险、劳累、肮脏……然而，正是家人这样的艰辛的劳动把我养大的……一种感恩的悲情折磨着我。要我在记忆中追寻我的先辈，策杖行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