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辞害意”语出《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朱熹集注：“文，字也。辞，语也……言説《诗》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义，不可以一句而害设辞之志。”全句意思是，解说《诗经》的人，不要拘于文字而误解词句，也不要拘于词句而误解原意。用自己切身的体会去推测作者的本意，这才是对的。这里，孟子强调的是对诗歌的理解，不能只从字句的表面意思上去看，要从全诗的基本思想出发，去领会字句的含义。正如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所说：“太白斗酒诗百篇，东坡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不过一时兴到语，不可以词害意。”后人将此句提炼为成语“以辞害意”又叫“以词害义”，辞典上的解释是，因拘泥于辞义而误会或曲解作者的原意。
　　时代发展至今，这一古老的成语往往被论诗者引用，而且总与诗词格律紧密挂钩。凡是讲到放宽格律要求时，或者不以格律为然的人，必以此语来佐证，好像讲格律就会以辞害意，不以辞害意就不能讲格律。其实这种使二者对立的观点，是对该成语本意的曲解，用错了对象。不能以辞害意是对读诗解诗之人而言，而不是对写诗者所说。当然，写诗之人，无论写格律诗还是写非格律诗，都要做到用辞准确，不能为了语言的华美而影响了思想内容的表达，但这和格律诗中的格律没有必然的关系。不以辞害意和遵循格律是写格律诗的两条规则，二者都不可偏废，更不能以此为借口对违律之处进行辩解。中国文字浩瀚，其中有大量的同声、同韵或意义相近的词语可供选择，只要细心钻研，不可能挑不出适合使用的文字。再加上语法修辞的变化，叙述表达方式的转换，是完全能够达到既合乎格律，又合乎诗意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创作诗词的过程中要反复推敲，在遣词造句上狠下功夫，力求用更准确的字眼、更规范的格律形式，把意象意境最大限度地表现出来。
　　古往今来，凡是有成就的诗人，无一不是没有严格要求的人。而就此生出“捻断茎须”、“千改心安”、“一字之师”的故事也不在少数。这些故事告诉我们，只要功夫下到，善于推敲，就一定能够在浩瀚的字海中挑选出适合诗意需要的词句，格律约束也就难不住作者。就连我们这些诗词爱好者的小角色，也有同样的经历和体会。我有一首五律《焦桐赞》，是为纪念焦裕禄逝世五十周年而作，全诗是：“根生厚土中，养分自盈充。冠盖荫寒士，花英念逝翁。沙狂何奈我，叶壮正防风。目远云天阔，枝高不蛀虫。”其中“花英念逝翁”一句就是经历了调整语法和修辞、变换表述方法多次修改后，才从出律到合律。原作是“花英恋蝶蜂”，从单句上看似乎并无不妥，其意境也不错。但与全诗比较，却有明显的硬伤，主要表现在违背了韵律。按平水韵，“蜂”属“冬”韵，和该诗所用“东”韵不能通押。按新韵，“蝶”是平声，违背了相间的原则。如果坚持此句的意思不变，遵循不以辞害意的“格言”，大可不必再行修改而就此搁笔，使作品留下既“说得过去”又“合理”的瑕疵。事实上，到达理想的终点总是有路可走的，此路不通自有蹊径。出于这种理念，几经捻须，终于山穷水尽处探得柳暗花明，从变换意象入手，将“恋蝶蜂”改成了“念逝翁”，把人们思念焦裕禄的感情融入到作品中，既符合了格律要求，又创造了更深的意境，产生了全新的效果。
　　(伦炳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