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传统小说比较注重故事情节的起承转合、人物形象的臧否褒贬、文章主旨的暗示导向等；但是，在现当代小说中，随着各种文学叙事风格的探讨和流变，作者或者读者已经不再满足于那种中规中矩的叙事策略和方式了，小说的散文化、意识流和后现代化的现代性叙事情景，已经并将继续改造、颠覆、异化着传统小说领域的叙事结构和接受美学意蕴，从而在人性的进入、触摸、发现、描写和揭示方面，取得了更加接近、抵达和吻合人文真相的高度与生命真谛的深度。正如谢有顺所说：在《内在的人》一文中，我指出现代小说和传统小说不同，它深入的是现代人的内心世界，写的是人类内心那种极为隐秘而细微的经验，那种不安、恐惧、绝望根植于内在的人——这个内在的人，是一种新的存在经验，也是现代小说最重要的主角。在这个内在的人里，作家追问存在本身，看到自己的限度，渴望实现一种存在的超越，并竭力想把自己从无能、绝望、自我沦陷的存在境遇里拯救出来。
　　孟大鸣中短篇小说集《痛彻肺腑的鱼》，就是这样一个试验的文学范本。其中有13篇小说，大多是以现代社会转型期的变革和改制为历史背景，以底层弱势群体的生活状态和心灵阵痛为叙事蓝本，以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追求为创作底色，在城市化和产业工人的时空领域演绎出一幕幕令人嘘唏不已、扼腕长叹的人间悲喜剧。
　　梁漱溟在《这个世界会好吗》一书中认为，人类面临有三大问题，顺序错不得。先要解决人和物之间的问题，接下来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最后一定要解决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作者小说中的人物故事，基本上是以解决人和自己的内心需求与矛盾纠结而展开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文学视野的审美深度和人文关怀的叙事力度。
　　人物标签的界定和赋予，往往成为现代人的人性张力和道德结构的参考系数与评判依据之一。在社会文化心理结构中，这种人物形象的单一化、教条化和主观化的现状，曾经在文革时期作为文艺创作“三突出”的显著标志而被历史所诟病、被现实所唾弃；而“高大全”式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是一种天方夜谭式的的臆测和政治符号的替代品。于是，回归人物生活的本源，还原人物形象的本真，揭示人物成长的灵魂，就是小说创作的重要任务之一了。
　　人的欲望的产生、控制与否，不是道德评判的惟一标准，也不是衡量一个人好坏的是非尺度。这是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要素这一。
　　《痛彻肺腑的鱼》，是作者的一篇中篇小说，描述的是主人公马大亮无怨无悔地服侍病妻十多年，不但消弭了男人的欲望，同时也麻木了自身的痛苦；而在网上邂逅的一个虚拟的美女，又点燃了他作为男人的欲望本能。于是，他频繁地期待着与“美女”的约会，却多次事与愿违，并且在赴约中遭遇车祸。这种人物，他是众人眼中的好丈夫呢，还是一种符合人性本质的有缺陷的好男人？简单的道德评判似乎不能涵盖人物形象本身的全貌，而一个能够在人性和道德的范畴中进行搏斗挣扎的人，恰恰是一个正常而感性的人。任何一个男人，对于美的奢望、渴望和欲望，是一种人的存在的证明；而如何理性地认识、对待、处理之，则是一种大我与小我的本质区别了。马克思、弗洛伊德等人，曾经对人的定义和本质规定做出过许多精辟论述。而作为动物的人与作为社会的人，这种分野和对立的存在，是文学作品中着力描写和刻画的内容之一。作者将主人公的结局处理为悲剧，是否暗示并传递一种悲剧美的力量与虚拟空间的杀伤力？“鱼”的寓言，是否以一种隐喻、象征的手法，表达的是一种囿于所谓的自由之中的无奈和痛苦？
　　在物欲得到基本满足之后，人们的精神生活贫乏和心灵空虚应该怎样得到社会的关注和他人的抚慰？这是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要素之二。
　　《我们的故事》，描述的是滨湖人民广播电台主播畅畅，在主持谈话节目“我们的故事”中，突然接到参与节目的女嘉宾宣布晚上自杀的消息。于是，在电波传开的过程中，该市从市长到社区居民、从公安交警到出租车司机紧急行动，展开了一场大救援的道德拷问。结果，只是一次个人心理变态的恶作剧、一次现代社会生活情感空虚寻求突围的大演练。这里，我们无意去指责作品主人公的无聊与荒唐、无厘头与表现欲，也不去赞美那些为了援救所谓“自杀”女嘉宾而采取的动员利用全市各种资源的行动，只是需要了解一下现代人的精神孤岛是如何在蚕食、鲸吞和晾晒、炙烤着人们的心灵彼岸，也就不难理解人们以各种方式进行的自赎自嘲自残自虐行为了。在现代社会，为了物质利益和自我生存而上演的各种悲喜剧占有很大比例；而为了灵魂的超渡和精神的愉悦而发生的事故，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心理健康范畴。在物质繁华和社会喧嚣的背后，我们更应该关注和诊疗的是人们常见的精神疾病和心灵亚健康状况。
　　面对社会生活的潜规则，是适应着进入参与，还是坚挺地对立抗衡？这个二律背反的命题，着实让人纠结头痛。这是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要素之三。
　　在《招工》、《临时工》小说中，以冯又旺和“我”为代表的底层小人物，为了给子女和个人谋取一份像样的工作，不惜以卖房、祈求、送礼、巴结、跪拜和谄媚等手段迎合世俗和权贵，为的是在潜规则中赢得一份具有人格尊严的体面的工作。可是，现实是残酷而无情的，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以失败的沮丧而告终，并且在人生的舞台上落荒而逃。个人背景的低贱和底层势力的卑微，以及社会某些不公平体制机制的存在，使得个人与强大的话语权势之间、与社会的潜规则之间的对峙和对话，往往成为一种一地鸡毛般的零碎苦果。冯又旺拿出卖房的5万元托付昔日的同事现在的大老板去找总经理斡旋为儿子招工，那惊人的一个跪拜，那在暗道中的尸体，预示着人情社会的某种冷酷和凄凉；而“我”为了报复那些同事的歧视嘲笑和侮辱，竟然在饭粒中掺杂了一些砂子让人口腔掉牙吐血，这种弱者以低俗而拙劣的方式向社会发出的挑战和抵抗，这种可怜而可笑的快意恩仇，是那样地令人惊异和心痛。也许，作品中的主人公对于这些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不能十分地理解和有效地化解，但是，他们面对生活折磨的人生态度、面对困境带来的心灵煎熬和情感挣扎，却是应该获得读者和后人的研究与同情的。
　　人性的善良与丑陋，是社会道德层面评判的一个重要指标。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其人格的复杂性、模糊性、多义性，往往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因此，高悬忏悔、反思的正义之剑，应该成为我们社会健康正常运行和个人灵魂祛病疗伤的重要法宝之一。这是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要素之四。
　　《癌》，是一篇很有深度的社会反思小说。主人公谷全山是滨湖化工企业的人事处长，因为肺癌而随意处置自己的余年生活：不断接受他人的答谢宴请、出入娱乐场所挥霍放纵身心、酒后吐真言说出一些在职时的丑事脏事坏事骗事。后来，在复查其病是误诊后，他却莫名地消失无踪影了。这种癌症的发现、确诊和治疗过程，以及人物的心理变异和行为诡谲的描述，与其说是身体之病症的反映，不如说是一种社会心灵疾病的折射。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人的本质应该是善良的结晶，只是社会生活大染缸的浸泡、濡染和渗透，使得我们的肌体灵魂直接和间接地、自觉和不自觉地异化了、改变了、病态了。因此，适时地忏悔，也是一种人性的回归、精神的自赎和灵魂的涅槃。最近，以陈小鲁为代表的一些文革中的红卫兵登门当面道歉或公开发表书面忏悔信件的新闻，足以说明，人的本性的成熟成长，是受到历史背景和环境影响的支配制约的，而良心的发现和重塑，也是人性复苏的证明，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