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脑后曾经有过一条辫子。我没有见过爷爷脑后的辫子，但是爷爷脑后确确实实存在过一条辫子。
　　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中，唯有清代男人的脑后拖着这么一个物件。它在爷爷身上曾经的存在，就像一个标签贴在爷爷身上，证明他确切无疑是一个晚清的遗民。
　　奶奶告诉我，爷爷的辫子打小就蓄起，一直在他脑后垂挂到了二十五六岁，也就是清王朝结束之时。在此之前，他的那条辫子是他身体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比他豢养过的狗甚至比他的影子还要对他忠诚。
　　我想象不出长辫子的爷爷是什么模样。电影电视上看到清代的那些男爷们，前脑门剃得锃亮，从切耳朵处在脑后蓄起长发，辫成一条油光水滑的大辫子。辫梢处掺着红布条、铜钱什么的，灵性而随意地垂在后背，长可及股，透着一股英武洒脱劲。情急之下发起狠来，脑袋一甩，辫子飞将起来，一圈一圈盘于颈项，然后一口叼住辫梢，拳脚动处，风生水起，特有男人味。可我奶奶和周围的老辈人对我访述爷爷的这条辫子，却远没有这样的风韵、气度。其长度撑死了也就二尺左右，大拇指般粗细，因每天与田土打交道，沾灰带土，说不定还沾着灰末草屑。
　　爷爷的辫子后来突然间消失了。他的那个清人的标签，是被人强行揭去的。爷爷的辫子消失在一个改朝换代的重大历史时刻。他的辫子被强行剪去的那一刻，便被人咕咚一声从大清朝推到了民国，使他成为一个跨历史的人物。
　　据奶奶与邻居的老人们讲述，爷爷去离村十五里的镇里赶集，在回来的路上被突然设起的路卡给拦下，跑都来不及跑。爷爷给我仔细描述过这一情节。赶集回来，他和好多赶集的人被横在路面的拒马挡住去路。那些设卡的人中，有带枪的士兵，也有学生模样的人。士兵端着枪把赶集回来的男人卡死，学生们嘴对着铁皮的喇叭，哇啦哇啦做宣传。他们说的话爷爷听不大明白，但还是听懂了，男人们脑后这条辫子，代表着已经灭亡了的清王朝，所以必须剪掉，谁不剪掉就坚决革谁的命。这些被拦下的男人们非常害怕被剪掉辫子，像保护命根子一样将辫子死死捂在胸前。设卡的人见光动嘴不行，便强行动了手。那些男人像杀猪似的被一个个按住，在剪刀咔嚓咔嚓的响声中，被剪去了辫子。爷爷的辫子，当然也难以幸免。
　　我的耳边出现了剪辫子的咔嚓声。那是一种被感觉放大了的声音，酷似火车从身边驶过的哐当声对耳鼓膜的撞击。我的眼前也出现了那些被强迫按住剪辫子的男人，他们拼命扭动着身躯，活像女人不甘心被强奸，男人不愿意被阉割那样拼命地挣扎、抵抗。
　　奶奶和老人们都说，爷爷回来后，手里捧着那条伴随了他二十几年的辫子，跺着脚嗷嗷大哭，哭得非常伤心，活像死了爹娘一样，全然不顾及一个大男人的脸面。
　　据我所悉，清朝人的那条辫子，使不知多少人为它丢失了性命。满清入主中原之初，无数热血汉人宁愿舍命，不做清狗，誓死抵制在脑后蓄起那条典宗忘祖的辫子，因此而被砍了头。满清气数耗尽被推翻之时，又有好多忠心于清的官僚与文士，为保住那条象征大清的辫子而以死相抗，因此而丢了性命。还有一些忠诚于清的人，以自戕的方式以身殉清。
　　令我大惑不解的是，我的爷爷却远非满清的忠臣，而且连顺民都不是。爷爷亲口对我讲过，他曾经参加过反清的武力暴动。爷爷说，那时候河南、山西大批大批的青壮人都叫入了一个叫“天门会”的反清组织，为推翻满清统治举行了拿刀动枪的武力暴动。举事前，中秋节吃月饼时家家户户都吃出了小纸条，上书“八月十五杀鞑子”。这字条，是“天门会”为统一暴动时间发出的号令。于是中秋节这天，很多青壮汉子都拿着鸟枪、大刀、红缨枪、锨镢锄鈀木杈棍棒等，上了我家门口就能望见的高高的孤松山上。爷爷说那一仗打得非常惨烈，除了冷兵器的刀枪棍棒之外，清军还动了火器，混战中血肉横飞，双方死伤了好多人。可终因暴动者是一群只会摆弄庄稼的乌合之众，虽然人多得和蚂蚁一样，却远远不是拿着洋枪火炮、训练有素的清军兵马的对手，混战不久便落败，丢下一堆远远多于清军的死伤者，稀里哗啦做了鸟兽散。爷爷很幸运，皮毛未伤跑回家来。
　　有这样的经历，爷爷也算得上是反清义士了。可是剪掉那条满清标志的辫子，不但是被强迫的，而且还哭得那么伤心，我真的搞不懂了。
　　我曾经很严肃地问过爷爷，被剪掉了辫子以后到底有没有哭过。爷爷咧着被白胡子围拢着的嘴，面带尴尬，嘿嘿干笑了两声，予以了默认。我又问，你哭是留恋那个破败不堪、风雨飘摇的大清国吗？爷爷使劲摇了摇头，说咱一个土头老百姓，哪管得了人家改朝换代的事，只盼着有地种，有饭吃，冻饿不死，就谢天谢地谢祖宗了。我又问爷爷，既然不管朝廷的事，当年为什么会去参加反清暴动。爷爷的答案竟然是，看见人家别的男人都去了，自己不去脸上不好看，所以就去了。爷爷还说，那时人年轻，好奇心大，就是想去看看红火，凑凑热闹。爷爷这个答案很雷人，使他在我心中的英雄形象轰然倒塌，回归于一个普通农村老头的形象。很明显，爷爷并没有把一条男人的辫子，与一个朝代的兴衰成败、社会变更这样的大事联系起来想过。可是，爷爷当年为什么又为剪掉辫子而痛哭流涕呢？
　　爷爷糊涂着他的往事，我也被爷爷的糊涂弄糊涂了。
　　再后来，我又听到有关爷爷的一些往事，其中一些言行举止与他的行为准则大相悖逆：这个不关心国家、社会与民族命运的人，竟然在他的有生之年念念不忘目前执政党的好。究其缘由，却很功利：我们这里作为太行山老解放区，土地改革开展得早，我家一下分到十几亩土地，一头驴，还有若干粮食和农具，使他这个从河南逃荒而来的人再无衣食之忧，不必担心一家人被冻饿而死。他因此对新生政权心存感念，并且远远不是光说在嘴上，还体现于行动。爷爷年至四十岁才有了我大伯，四十四岁又有了我父亲，再往上是几个不能传宗接代也不被重视的姑姑。可解放战争打响后，爷爷很痛快就让我大伯去河南支前、参战。当“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那首歌响彻中华大地时，又让我父亲参加了志愿军。大伯和父亲去的地方，都是枪林弹雨、生死难卜的战场。爷爷舍不了他脑后那条辫子，却舍得让他的两个儿子到随时可能送命的战场去，这不能不使他身上埋藏起一个巨大的谜。
　　不过我想，爷爷身上这个谜的谜底，已经昭然若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