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漫步在翡翠湖边的栈桥上，正欣赏着荷花呢，身后的几米之外吧，听到有人在叫：“教授！”。
　　凭直觉，这是一位非常熟悉的人，是在叫我。
　　一转身，老W笑嘻嘻地向我走来。
　　“啊哟！是你呀。”我也快速地迎接而去，双手相握，一两句寒暄。
　　周边的人，基本不认识，眼睛却齐刷刷地瞄向我们。我们两人，一样地穿着背心、短裤。更有意思的是，头发快落完了，又都戴着一顶白色的凉帽。
　　湖里，荷叶娉婷，荷花盛开，荷香四溢。栈桥上，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有人拍照，有人运动，还有人……有着说不尽的故事。
　　老W说：“有些日子没见到你了，没承想，教授都叫低了，应该叫什么呢？”
　　我笑了笑，回应道：“还教授呢，蜗在家里就是个老炊了！”
　　老W稍作停留，便沿着栈桥走了，还抛下了一句话：“带几本著作给我看看，啊！”
　　看着他的背影，我倒觉着有些好笑了。
　　夫人问道：“你是教授？”
　　“不知道了吧。”我说：“叫我教授的不止老W，还有一位呢！”
　　“真的？”夫人兴趣来了。又问道：“怎么就成了教授？”
　　何谓教授？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说：向学生传授知识、技能的便是教授。高等教育机构中，教师的最高级学衔是教授。中国古代，对私塾老师的尊称，也称为教授。
　　现代也好，古代也罢，简单地说，教授就是教师。更普通的叫法，就是老师。
　　我没有做过教师，哪来教授一说？
　　20世纪80年代的初期，我进入某局机关工作，先是做文件的收发、打字、档案保管等琐碎的事情。没多久，又调到某个部门，从事基层与企业的管理业务。
　　那时，我所在的局，是从一个有着很多年历史的老局，分离出来的一个政府职能机构。新局初创，从零开始，人手很少，很多事务都忙不过来。我是局里最年轻，最没有资历的，一个人干了几个人的活儿。最紧要的是两件事：一是文秘，二是培训。
　　办公室主任是一位老同志，文笔很好，为人也很好，却有些倚老卖老，不愿意把精力放在文字上。这倒好，我便成了没有任职批文的秘书。
　　任何一个单位，要想有业绩，能被上级认可，除了必要的业务活动，最根本的还是要看汇报的材料、报告、总结等文件的量与质怎么样。善于总结，勤于汇报，所有的工作都能及时让上级看得见，摸得着，领导能不高兴吗？
　　我本就喜欢舞文弄墨，自然也就愿意为他人作嫁衣裳了。每天的工作，除了看上面发下来的各种文件，还要看下面报上来的那些无穷无尽的资料。另外，还得经常下乡，参与上下级多个部门的考察、调研、走访等五花八门的活动。当然，这些都不是白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熟悉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为起草各种文件做储备。
　　一旦，要开个什么会，要向上级领导机关汇报工作，要安排基层开展某项活动。尤其是月度要追赶进度，季度要分析形势，年度要总结并提出下年度的工作计划，等等，都要写成材料，再经过多次地讨论修改，最终成为一份分量很重要的文件。这份文件，会逐级上报，会层层下发。对上，是工作成果与经验的汇报；对下，就是政策导向的指引与各种措施的规定。
　　每每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就成了个夜猫子了。我这人有个坏习惯，白天只能看东西，却写不出东西。夜深人静，万籁空蒙，我在独室，挑灯奋战。无论平时在各种资料里收获了什么，有了些什么样的思考。这一刻，不管不顾，奋笔疾书。时光在流逝，案角下则是一张又一张写满了文字的纸张。雪片也好，飞鸿也罢，任其自由地寻找着合适的位置。直到黎明时分，身体极度疲惫，甚至肚子都饿了，却不想错过拂晓前可以睡上一觉。跌跌撞撞地，几乎是爬着上得床去，呼呼地睡去了。醒来后，揉一揉眼睛，不洗脸不上洗手间，第一件事便是收拾整理那一夜的心血。在我没有醒来之前，夫人和孩子，根本不敢进我的“书房”，要是弄坏了散落在地上的那些纸张，我必将跟他们没完。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这个综合的经济管理机构，承担着宏观调控与业务指导的双重任务。基层的管理机构与处处开花的企业，对经济发展的思考，对政策引领的导向，对实际运作的模式等等，完全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我被局里送到地区的主管局，恶补了一个月。回来以后，便成了被赶上了“架子”的一只跛脚鸭，负责培训的工作了。问题是，既没有教材，又找不到相关方面的授课老师。怎么办呢？自己想办法！不是说，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吗？教材，我来编写。培训计划，我来组织实施。按照常年的工作次序，有计划地组织基层管理人员、相关企业的负责人进行定期的培训。
　　那时，老W像是才从部队转业，在某个乡担任副乡长，分管经济工作，自然是培训的对象。只不过，我们还不认识。他是参加了哪一期的培训，已经记不得了。后来，他又辗转了好几个地方，要么是镇长，要么是书记，依旧分管经济工作，与我的互动从未间断。尤其是我担任了局中层负责人以后，培训的工作更加繁重，其他的业务更是多如牛毛，我们的交流也就更加频繁，自然也就非常熟悉了。
　　但是，从未听见他称呼我为教授。
　　若干年后，分配来了几位大学毕业生。其中有一位小Z，还是我夫人的学生。他的定位便是我原来待的局办公室，即便学的是档案专业，却有很好的文化功底，文笔也很优秀。很快，他进入了角色，局本部的报告、总结等文字事务都由他接手。他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工作之余，还喜欢写一些关于经济理论方面的文章，并在多家报刊上发表，成为局里名副其实的笔杆子了。
　　我忙于工作上的文字应酬，一时间便丢掉了曾经的文学之梦想，却也没有彻底地放下写作。只是，我与他的方向不同，很少写理论文章。
　　我接触基层与企业较多，了解的相关信息也很多，便对新闻通讯产生了兴趣。于是，利用工作之便，对捕捉到的信息，经过一定的梳理，加个班，熬个夜，一篇新闻通讯稿便完成了。然后，看其适应的范围，要么市报，要么省报，贴上8分钱的邮票，寄出去以后也就不再多想了。问题在于，越是不去想的事情，却越是来得及时迅速。没两天，见报了。那时，报纸是必看的，尤其是市报、省报，办公室的人都抢着看。这些报纸也很有意思，给我文章后面的署名是“本报通讯员”。没过多久，通讯员前面加了个“特约”，成“本报特约通讯员”了。再后来，我给国家级的行业报刊投稿，只不过，投的不再是新闻通讯，而是理论文章了。
　　因为，经常写各种材料，以及新闻通讯，不由自主地涉猎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发现了问题，就不能不思考，更不能忽略自己心中的某种想法。
　　第一篇理论文章，写的是经济改革，对于我们这个行业在行政管理模式上的一些思考。篇幅不长，也就1000多字，发表了。文章的署名，既不是“本报通讯员”，也不是“本报特约通讯员”，却是我的工作单位与我个人的真实姓名。
　　原本，我在局里的人际关系是不错的。我只做事，不提任何要求。就连入党要求进步的事，好几年了，都没有直接表达。平时，大家都称呼我为小C，一副其乐融融的状态。
　　看到了我的文章，很多人的脸色变了，看我的眼神有些异样，仿佛我是他们根本就不了解的，恰恰又是和他们同坐在一个办公室里的人。
　　我的领导们很客观，很公正。他们的脸色，他们的语言，传递给我的感觉，不仅是温暖，更是鼓励，让我至今都还记着呢！
　　一把手X局长，见到我直招手，要我去他的办公室。我去了，站在他的桌边，等着他说话。他却将我摁在椅子上，坐定了。说：“好，我没看错人。继续干，需要什么，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