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城的冬季终是苦寒之季。
　　立于窗前，看狂风裹挟着骤雨任意肆虐，看远山雨霭昏而不消，看满屏楼宇在雨色蒙蒙中载浮载沉，看石板路上行人步履维艰.....这一刻，如身处空旷苍茫的荒野，一切回归人之初，没有色泽，没有语言，没有思想。
　　我想，我年少时一定长久凝立于门前注视过这雨。
　　风疏一阵，紧一阵，忽而空白一阵；雨被风挟着，也疏一阵，紧一阵，忽而空白一阵。天黑了，又亮了。洼处的积水被雨击中，水花四溅，波纹荡漾.....
　　八到十二岁期间，每年的冬天，都是我的劫日。穿少了，会咳；穿多了，也咳;日咳，夜咳，咳声撼人。常常是，一场感冒持续一个多月，天暖好转一两个星期，稍不注意保养，新的一场感冒又来袭，又一病数日。方圆几十里，四处求医，大把大把地吃药，但仍见效甚微。药下肚，疲困不已，根本无法正常听课。再后来，有将近一半的时间，我不大去学校了,要么外出求医，要么在家休养。套上三、四件哥哥姐姐穿过的旧毛衣和厚厚的外套，仍觉得寒意侵骨，于是窝在厚厚的棉被底下昏睡度日，梦里时常魔影重重。被惊醒了，凝听风从远处呼啸而来。九十年代的岭南的偏远小村，几乎接触不到教材之外的书，无聊了，只能翻翻课本，依葫芦画瓢做习题。
　　厌了，倦了，踱步至前厅，探着头往外看，天一片青灰色，雨随着风沐过天庭，漫无边际地闲逛，一不小心，跌了一跤，摔下来，高高低低地打在门前的树上。黄皮树倒是不惧冬日的冷风冰雨，依旧打足了精神，依旧身披青绿。可怜了杨桃树，雨渍叶落，一地黯然，铺满庭院。苦楝树只剩下一些枯瘦的枝条和几串霉黄的果实，身子僵硬得有些呆板，像个不懂风情的汉子，终日木然地站着。终日都是灰色的天，潇潇的雨，在那样的场景下待久了，人会变得怔忡不安。日子就那样不管不顾地如逝如流，没有人在意过一个小孩的喜怒哀乐，那么小的一个人，在如蛭附骨的寂寞里挣扎，日复一日，就像人走在冬季的深水里一样，无论如何奋力，仍划不出那片水域...... 
　　天气转暖，身体好时，我也会去学校，然而学校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四个孩子同时读书，加上我长期生病，家里实在穷。阿爸为了筹学费和医药费，常常趁着春种过后，跑到广东的建筑工地做临时小工。家里十几亩的田地外加二十多头大小猪就这样丢给阿妈。七八月份，他回来忙双抢，随身带回的钱很快就被花完，所以，九月初，又必须出远门，然后十二月回来收甘蔗。即便这样，家里仍旧捉襟见肘，必须有一个孩子缓交学费，我成为“天选之子”。自此，二到五年级，长达八个学期，在阿姐步入社会打工之前，我每次都期中过后才交完费。没交费前，每次早操结束后，我与一批穷学生都被当成“阶级敌人”发配到“贫穷”这所大学改造，接受“人民的审判”。好不容易熬到解散，回到教室，调皮的男生们又来一阵嘲笑。为避人嫌，女生群，我是不敢主动靠近的，只远远地看她们抓石子、跳方格......快乐是她们的，一切都与我无关。
　　一个阳光透过窗棂漫进教室的午后，我坐在靠窗的位置上，身旁响起一个声音：“他们都去上体育课了，你一个人在这做什么呢？”是校主任，姓麦，人极好。“在赶作文。阿爸不在家，趁着身体好，我答应了阿妈放学后去地里干活。”他没言语，笑一笑，走了。
　　“老师......”
　　“啊？”他折回，看着我，依旧带着笑。
　　“你下学期教我们数学好吗？我退步了许多。”
　　“我一个人说了不算，得向学校申请呢。”
　　“那就算是答应了哈！”
　　“你一定要好好学......”
　　第二学期，他果真又成了我们的数学老师，而我依旧是被批斗队伍里的“钉子户”。这回,我胆肥了许多，高高地抬头，仔细观察台上校长的举止，他每每讲到动情处总会口飞横沫，我们这些祖国的花朵就在他辛勤的唾沫浇灌和谆谆教诲下茁壮成长，我真庆幸自己不必站在最前列。台下的学生其实并不安分，做着各种小动作;偶尔还有人从下身丢出一颗毒气弹，然后引发人群小小的攒动……老师原本担心我有思想负担，听我津津有味地讲了这些趣闻后，放心了许多。叶子并不介意我的身体，她会跟我讲班里各色人等的事；班上最高个的女孩，总爱趁我不备之时，在我屁股上狠拍一下，然后迅疾跑开，我不甘示弱地追着，只有我知道，那追骂声里分明夹着些欢快；若被惹恼了，也打架，脱下解放鞋，狠拍在男生的脑袋上，而后，又和好，享受他们“进贡”的偷来的果子，磕磕巴巴地为他们讲解数学题......那是久离人群，重新回归后才会特别珍惜的乐趣。
　　初一，混迹于高手如林的重点班，我的神经时刻紧绷，但无论如何努力，成绩依然差强人意。本只愿长久地躲在最安静的角落，却因挂着学习委的虚名，不得不将每日习题板书于黑板；劳动课，被他人拿走工具，手足无措，被说不积极;不愿参加元旦晚会的舞蹈排练，被说没集体精神;没在六百多人中考进年级前十，被说甘于堕落.....无法言语的挫败感和无力感包围着我，只觉得委屈，只觉得日子无趣而漫长。
　　好一阵，班长鲜，因为经济原因，没来学校。我和珍去她家里做思想工作。此后，每个学期的长假，我们仨都会相约去已转学至思怀中学的徐家聚一次，形成“铿锵四人行”，直至初中毕业。我们一起骑车到传说中的木梓小镇赶圩；一起于浅水河边洗衣嬉戏；一起于山上挖木薯、于田间插秧或割稻子，被吸血的蚂蟥傍身，吓得嗷嗷叫；一起在几十年的老树上摘荔枝，因贪吃，又一起上火;一起于夜间聊女生的贴己话，直至凌晨，方沉沉睡去......我的世界，终于不再以只灰色做底，不再是寂寞沙洲冷，挂在脸上的微笑也越来越多。
　　初二，被分到年级最差班，一帮男生，课堂间睡觉、翻围墙逃课、偷东西、打群架，屡屡发生。被放养的我，出奇轻松地拿到此前可望不可及的名次且相当稳定，慢慢找到了学习的乐趣。
　　初三，学习难度陡增，最要命的是，学校安排的高配数学、物理、化学、英语老师，全都用当地汉族人的土白话讲课。来自少数民族的我，听惯了普通话，总要慢几拍才理解老师的方言，跌入盲区深渊，各科成绩全线崩溃。
　　那个年代，经济落后，教育资源匮乏，能考上中专，就算得上读书人，就算光耀门楣了。我一直都以为，自己会随大流，考中专，三年后，早早赚钱，为年迈的双亲减负。初三下学期，老师们大力宣传高校首次扩招政策，后期，中专毕业证将会成为鸡肋，技术含量会大打折扣，国家也不再包分配工作，若不顺应趋势，许多人毕业后，将无法满足社会所需，终会被时代淘汰。参加过援越抗美的阿爸，见过外面的世界，吃过没文化的苦，在班主任的再三动员下，终于同意让我报考高中。
　　中考结束，残酷的现实很快就来打脸。那届六百六十多人，仅二十二人考上市重点高中，不及百分之四；剩下的学生，要么上野鸡高中，要么上中专。徐、鲜、珍、我，无一人成为幸运儿。珍早早步入社会；鲜去镇高中，后因穷困，不得已，中途辍学；只剩下我和徐苦苦挣扎。我和徐的书信往来，自初一下学期至高考前两个月，持续了近五年。信里的句子，似诗非诗，总渗着无可名状的忧伤，可笑的抒情，茫然而不自知的矫饰，也许也只那个年纪，不怕人笑肉麻吧。
　　再后来，读大学、恋爱、工作、买房、成家、生子。记忆中，一些零碎的片段，在汩汩流年中逐渐变得模糊，但泛黄昨日里，师友们的善意，却一直铭记于我心。这些小小的善意，让我在暗败生活中看到些许光芒。每次对峙过绝望后，支撑我继续前行的，正是前方仿佛若有光的感觉，它让我坚信，跟随心灵中那束微光，复行数十步后，终会迎来豁然开朗的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