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席话，令那冲动的年轻人哑口无言，自己放下了手中的刀。
　　曾经放狗咬人的李立新，看到杨伟等人都签订了拆迁协议，也想跟着签，但因为对我们态度不好，又怕遭到报复，心理压力极大。通过关系，我们找到了他，指出他的做法不对，并坐下来与他谈党的爱民富民政策，讲长沙市城市建设的长远规划，讲三角洲十里黄泥长堤变身山水洲城的愿景。我们告诉他，我们拆迁工作人员上门做工作，并不是来损害拆迁户的利益的，因为拆迁是国家建设的需要，改善人居环境是城市建设的迫切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的燃眉之急。再说，离开故土，乔迁新居，并不是一件坏事。我们既不会因为他对我们态度不好而为难他，也不会因为他与某某关系好而给予他特殊照顾。我们是为政府办事，因此，拆迁人员在拆迁中，必须依法办事，公平公正。我们把国务院、省、市关于城市房屋拆迁的政策、条例、法规，逐一向他解释，让他对于评估价格、评估方法等了解透彻，使他对于拆迁工作有了新的认识，也使他对于公允价格有了真正的认同。以至后来，李立新竟与我们组的许多同志成为了朋友。
　　就这样，一度陷于僵持的局面在我组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打开了，封冻拆迁户心灵的坚冰融化了，第一阶段的战斗，我们赢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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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迁的第二难，就难在拆迁中所遇到的特困户上。
　　拆迁户陈克强，是制革厂下岗人员，因单位不景气，每月无一分钱工资收入，家里仅靠二百多元低保和亲属救济来维持，他的爱人小脑萎缩，瘫痪在床，每天吃喝拉撒都不能自理。陈克强自己在外做临时工，时不时还要回家照顾妻子，为儿子的学杂费操心，弄得心力憔悴，三四十岁，看起来象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
　　拆迁户曾梅秀，丈夫周俊卿曾在朝鲜战场抗击过美国兵，由于冻伤和枪伤，老疾缠身，卧床多年，一双儿女都患有精神分裂症，无法赡养父母。曾奶奶风烛残年，还要顾及自己的老伴，买菜做饭。在一次上下楼时不慎摔断了腰椎。
　　拆迁户蔡扩建，制革厂下岗，身患肝肾疾病，已部分丧失了劳动能力，爱人因子宫癌、乳腺瘤多次住院开刀，家中“值钱”的东西只剩下了一台十五吋黑白电视机。
　　拆迁户高春慧，孤寡老人，没有生活来源，靠捡破烂为生……
　　在拆迁户中，这样的困难家庭不胜枚举。
　　群众的困难深深地震憾着同志们的心。拆迁政策和补偿价格已定，我们不可能再在拆迁补偿中为这些困难户解决一分钱。怎么办？意见很快集中到了李泽民同志那里，李泽民同志满含着热泪指出，尽管我们是在做拆迁工作，但是，群众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如果这些困难我们坐视不管，将有愧于心，有愧于共产党员的称号！一个老党员的良知和政治敏感度使他毅然地同其他组的组长一道，将情况反馈到拆迁指挥部以及有关部门，市区领导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及时制定了相关政策，在拆迁的同时，启动了开福区有史以来最为广泛的困难救济和疾病救助，重点救助那些癌症和重症患者家庭。经过全组同志的争取，陈克强、曾梅秀、高春慧、蔡扩建等，都先后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救助和补助。
　　当我们把政府给予的救助款和同志们的捐献款送到伍保户高春慧手中，高奶奶手捧着我们递给她的钱，热泪盈眶地对我们说：“感谢党，感谢政府，派来了你们这样的好干部。有了你们在我身边，我感到自己已不再是孤寡人，你们真是比我的儿女还要亲啊！”
　　拆迁工作的第三难，就难在技术关和法律关。
　　我们的拆迁户中，曾有一户，户主是外来人员，购买了三角洲某处的房屋，双方签订了买卖合同，并且进行了买卖公证，交割了部分房款，但在双方立契时，买方却因急病死亡，未能在契约上签名，身后有一个儿子。现在面临拆迁，买方已死亡，卖方无法找到了。由于产权不明晰，拆迁对象不明确，那么拆迁协议就无法签订。房屋产权空悬在那里，怎么处理这件事，不但我们感到棘手，连拆迁户的家庭成员也感到为难。我们组上就此问题展开了讨论，同志们各执一辞，有的说应该归前任房主，有的说应该作为遗产继承，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我们打算找到一些权威机构和权威人士，听取他们的意见。随后，我们乘车到了省档案馆、市产权交易所、市拆迁办、天地人律师事务所数十次，广泛征求专家们的意见，又参考了许多关于继承法和房屋买卖的法律案例和文献，最后几经周折才确定，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买卖双方的交易依法成立，产权人应是买方，买方过世了，房屋应为他的继承人所承继，这样，就把这个看似一团乱麻的关系理清了，理顺了，既做好了工作，又让拆迁户放下了心。
　　拆迁户周乐，产权人已逝，产权却没有过户，该户家庭人口多，家极贫，四五个子女分得极散，有的住在火车站，有的住在井湾路，最远的住在岳阳境内。子女中唯有小儿子没有房子，父母在世时一直跟他们挤在这套被拆迁房屋内，现在一旦拆迁，五马分肥，小儿子只能分到房屋补偿款的五分之一，他将没有房子居住。我们是否应与其签订协议？与谁签订协议？带着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又一次开始了“长征”。有了前一次的经验，我们没有走多少弯路，直接找到了长沙市产权交易所，产权交易所的同志告诉我们：象这种产权人已过世，产权没有新户主的情况，按照法律，应该由有继承权的家属共同继承，但由于其家属较多，应由其子女共同指定一个被委托人办理拆迁事宜。为了做好该户的拆迁工作，李泽民同志不辞劳苦，亲自驾车，一趟一趟地跑，将其亲属一个一个地接过来，邀齐了其全体家庭成员，开个家庭会，达成一致，委托其长子担任被委托人，与我组签订协议，并为其小儿子想方设法找到一套用其所分得补偿款能够抵偿的公租房，解决了他们一家人的后顾之忧。
　　经过这两件事，大家深刻认识到：在拆迁工作中，法律的作用绝不可轻视。社会的方方面面，林林总总，都离不开法律的规范，拆迁工作也是这样，没有法律的推动，拆迁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我们全组同志一有空闲，就一起钻研业务，我们重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长沙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条例》等法律法规，李泽民同志将法律专家撰写的《城市房屋拆迁的法律要点》一文全文印发全组同志学习参考，人手一份，指导性地解答了拆迁中的一些涉及法律的重要问题，使我们工作有底气，按章程依法办事，再遇到类似问题时都能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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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迁工作的第四难，难在气候关。
　　有人说，长沙没有四季，只有两季，一个热天，一个冷天。这话绝了。当最后一片树叶被秋风吹落，冬天就一步一步走近了我们。长沙的冬天，格外的长，从头年的十一月到次年的四五月，都是最冷的时候。三角洲地处湘江、浏阳河的老河口，棚户林立，平时就少有遮挡，四面来风，风力一般都要比其他地方高二到三级。而冬天的气温却比其他地方低五到八度。滴水成冰的季节，雨夹着雪花，一场一场地下。寒风象刀子一般削过去，即使你裹着大衣，风和雪，也要想法扒开你的衣服，剜下你的一片肉来，刺进你的骨头缝里去。
　　这个时候，气温不断下降，拆迁工作却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一浪一浪地推向高潮。
　　其他组的一些人因为熬不过紧张工作和寒冷的两面夹击，悄然退出了。大浪淘沙，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有退场的人。但是，我们组一十八个人，没有一个打退堂鼓的。同志们冒着严寒与拆迁户周旋，一个回合接一个回合，白天、晚上，行走在没遮没挡的路上，有的脸和鼻子都冻烂了，有的手脚都冻肿了，却没有一个叫苦。李泽民同志为我们大家打气鼓劲，十分振奋地告慰大家：我们的拆迁工作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最难的一段我们已经走过来了，现在一定不能后退，曙光就在前面。不要说下雪，就是下刀子，我们也要坚持把拆迁工作做下去！并再三强调了保证作息时间的重要性，要求大家遵章守纪，按照指挥部的要求，从早晨九点工作到晚上十点，不迟到，不早退，按时上下班，从而确保有充足的上门入户时间，提高入户率和工作覆盖面，确保拆迁工作有力度，拆迁成效有进度。他不但这样严格要求我们，还自己带头入户，身先士卒，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无论刮风还是下雪，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他的身影都出现在我们的责任区内、拆迁户家中，从未停歇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