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自南方来，小酌于泰山脚下。席间问及本地特色小吃，我道：“有一美食香脆可口，味道绝伦，君千万不可错过。”遂让店家上得煎饼数枚，葱白数根，甜酱一碟。朋友出身豪门，遍食天下珍馐，却从未见过此物：“黄表纸一般，怎可食用？”我哈哈一笑，兀自取葱，蘸酱，卷入煎饼大快朵颐。朋友难经诱惑，方踌躇学我之法，嚼之，品之，不禁眉心大开，连连叫绝。
　　“圆如望月，大如铜铮，薄如剡溪之纸，色如黄鹤之翎”；“三五重叠，炙烤成焦，味松酥而爽口，香四散而远飘。”这是蒲松龄《煎饼赋》中的精彩句段，前者说的是刚刚摊制的煎饼，后者则是洒叠好的成品。如此色香味俱佳的尤物放在面前，你不垂涎三尺恐也会胃海翻腾。这也难怪，所谓“饮食男女”、“食色性也”，面对美食如同面对美女，又有谁可以像柳下惠那样做到坐怀不乱无动于衷？而最令人惊奇的是，中国自古就有“天圆地方”之说，煎饼先期为“圆”，后期为“方”，若非真的包含了先贤们高深的寓意，也应显示了北方人宽阔的胸襟吧。
　　煎饼的起源众说纷纭。据说一次蜀军被曹操追至沂蒙，因锅灶尽失，孔明便下令将米捣碎和成糊状，置于铜锣用火烧烤，士兵吃过揭下来的薄饼后士气大振，终杀出重围得胜而归，从此这种食品便在齐鲁大地流传开来。另传孟姜女哭长城，所带食物即煎饼；黄巢率义军途经泰山，当地百姓曾以煎饼相赠。以上皆市井之言，不足信。至于山东地方戏《陈州放粮》中“东宫娘娘烙煎饼，西宫娘娘卷大葱……”的唱词，则更属剧作家的杜撰了。较有说服力的却是一个记载：上世纪六十年代，泰安郊区羊楼村一范姓人家拆除旧屋，在墙内发现了一份万历年间的分家“契约”，上写“鏊子一盘，煎饼二十三斤”。“鏊子”是摊煎饼专用的铁质工具。由此可见，起码在四五百年前的明代，煎饼就已是泰安百姓的主食了。
　　有史以来，泰沂地区就是玉米、小麦、高粱、地瓜等农作物主产区，适宜的气候条件，粗放的饮食习惯，成为加工简单、贮存长久、携带方便的煎饼诞生的上好理由。外出劳作、背井远行，那一包整整齐齐的煎饼里，蕴含的不只是能量，更包含着亲人的殷殷嘱托和牵念。现代历史上，与煎饼有关的故事也屡见不鲜。冯玉祥在泰安隐居期间，出于对煎饼的感情和爱国的热情，派人定做了一盘刻有“抗日救国”字样的鏊子，用它摊出的煎饼来招待客人，借以展示自我抱负，宣传抗日主张。为此，他还写了一本《煎饼——抗日与军食》，介绍煎饼的制作方法，并在卢沟桥事变之后送与蒋介石，以期解决军粮补给问题。而实际上，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煎饼也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电影《沂蒙六姐妹》中歌颂老区妇女为部队烙煎饼、做军鞋、送弹药、救伤员的动人事迹，就是根据史实改编而成。
　　我的家乡是位于泰安东南的楼德，这里无论春夏秋冬，家家户户炊烟袅袅、煎饼飘香，成为乡间一道温馨美丽的风景，早在1998年就获得了“中国煎饼第一镇”的美誉。煎饼的加工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通常情况下，这活儿由两人共同来做，男人负责烧鏊子，女人负责摊煎饼。烧鏊子只要冷热均匀就行，而煎饼的摊制却颇需些技术含量，一样的粮食不同的人摊出的煎饼色相不同，口感也各有千秋。当然，两人的配合也至关重要。小时候经常看到两口子因为摊煎饼吵架的场景，女的怨男的烧不匀，男的怨女的不会摊。现在好了，聪明的人们发明了电动鏊，直径也比原来大了许多，男女都可单独操作；干活时只需用脚轻踩开关，鏊子便飞速旋转，省时省力不说，摊出来的煎饼厚薄一致，色泽黄晕，真如天上的满月一般。更值得称道的是，一张煎饼只有三四十克的重量，蒙在纸上竟可以看得见上面的字迹，其轻薄的质地令人叹为观止。
　　然而在我的记忆中，煎饼却并不像柳泉先生描述的那么富有诗意，也不像今天这么光鲜诱人。儿时的饭桌上仿佛总少不了一摞煎饼，地瓜粉的，又黑又硬质地又粗和蚂蚱牙似的，咬一口如渣，嚼起来如蜡，加上没有什么菜肴，实在让人咽不下去。这物什从记事到小学一路伴我读完了初中，惟一的收获是让我练出了一幅好牙口。因此到外地上师范的那三年，我以实际行动验证了“牙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的道理：馒头一顿我能吃四个，油条能吃一斤。当时班上有个同学，经常从家里带一提包煎饼卷儿回来与我们分享，玉米面的，烙得焦黄焦酥，里面撒了芝麻盐，香脆无比咸淡适中，至今想起来仍忍不住口舌生津。
　　现在的情形自然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前些年在楼德工作的时候，镇里把煎饼当作一项传统产业来抓，很多有眼光的建起了加工厂，成立了合作社，注册了“楼德牌”商标，煎饼花色品种不断翻新，档次也不断提升，吸引了大江南北的客商，并被摆上了人民大会堂的餐桌。著名节目主持人赵忠祥曾专程来楼德考察，中央电视台、《参考消息》等几十家新闻媒体也多次做过专题报道，薄薄的煎饼从赖以度日的农家干粮，逐步成为一种大众喜爱的地方名吃。如果哪一天你去爬泰山，看到十八盘上那些现摊现卖的煎饼商户，说不定有几个就是楼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