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的杭州姑娘不是泛泛而谈的。我说的是我恋爱对象，一个杭州姑娘。
　　这个姑娘是我读业余大学时我的后排同学介绍给我处对象的。介绍人很重要，介绍人不能将介绍对象放到篮里就当菜。我的介绍人是班级里学霸，比我大，已婚。他的《试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得到文学理论老师夸奖，说他对文学理论分得清归得拢。我信他对我的了解，他一定知道我现实苟且，心思浪漫。我的《朦胧的爱》受到写作老师的批评，说是将接吻描写得如此这般细致一定是过来之人而不是朦朦胧胧愣头青，说写法属于小布尔乔亚而不是无产阶级战士惯用的。介绍人站起来说，“老师，改革开放允许百家争鸣。”再说当时，同学们都喜欢看大胆说情的作文。尽管大环境还处在东风吹战鼓擂的氛围下，但蠢蠢欲动的心思已露尖尖角。他这时候介绍我去认识杭州姑娘是让我理论联系实践。我已二十八岁了，我已处过好多对象，可是看不上呀。我的暗恋是个身高168白白净净的白衣护士韩美丽；我的偶像是个眼眸朦胧的《乡村女教师》娃啦娃啦；我还记挂着《三家巷》136页死去的区桃；我更忘不了冬妮娅和金花银花。她们是我的巴掌山。她们联合排在我眼前挡住了我的视线。韩美丽站在树荫下浅浅的笑靥；娃啦娃啦那双在月光下愈发迷离而朦胧的眼眸；区桃的区在姓氏里读欧，她在小巷弹格路上像鸟样轻盈跳跃的身姿；冬妮娅在木栅栏后小白楼前百花丛中熠熠生辉粉嫩的脸蛋；金花银花在古城墙里端庄而婀娜、窈窕淑女的形象。她们总在我相亲时出来干扰，使我两眼一抹黑，这么大的世界瞅不见个人，一个上眼的女人。
　　与杭州姑娘相亲约在上海图书馆门前，也就是人民公园北门，大光明电影院对面，第一百货公司斜线角，南京路的上街沿。那是个阳春的傍晚，在农村可见炊烟升起，暮色罩大地；在城里但见夕阳有诗情，黄昏有画意的时刻。介绍人带着杭州姑娘款款而来，像一股春风扑面而来，像风吹沙树摇风......站定，她立上街沿，我立下街沿，街沿东北人叫马路牙子。这样站立我们就平视了。马路牙子约有十多公分，扯平了男女的高矮。否则，站在同一地平线上，介绍人站一边，我站一边，她夹在中间，像个凹字，对杭州姑娘有压力。阿拉读书人，专替别人想。她的白村衫被蓝卡其人民装包裹着，胸口露出个尖尖角，蓝卡其长裤，横搭攀圆头黑皮鞋。八十年代出客正装。眼是大眼，鼻是挺鼻，五官到位。二十七岁，一脸风霜。介绍人当时还只是个上海柴油机厂宣传干事，后来当上了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正局级，级别高于一县之长。介绍人介绍女方好比人大会议主持人介绍上台发言人。她，宋晓英，哈尔滨工贸公司驻沪办事处科员，杭州人。我现在写文文时才明白，党的工作者办事要一丝不苟，一本正经，不拘言笑，严肃严格；按部就班遵循套路，方能进步走好仕途。介绍人不笑，宋晓英不笑，我也不笑，在八十年代春风沉醉的那个夜晚，我们都没笑。
　　按介绍人定下的调子，按恋爱奔着婚姻的套路，按正儿八经的模式、按部就班的开始约会。约会不能太密，太密会影响工作；不能太疏，太疏就忘了彼此。一星期一次，捱过一年就可结婚了。我们荡过十里南京路，靠过外滩情人墙，进过电影院，兜过大商场。我们来到大光明电影院隔壁，国际饭店对面黄河路上的长江剧场看话剧《于无声处》。我总是边看舞台边侧脸看她，想搭话，又不知说啥，问了句你喜欢吗，她面无表情：嗯，可以的。后来又看《第二次握手》，这是我不多的看着走神的话剧。我喜欢看电影看话剧看电视剧，但我喜欢独自一个人看。现在家里看电视与老婆也是各看各的，老婆看我不看，老婆不看我看。没有送过她礼物，没有与她上过馆子，最多吃一碗面或一碗馄饨，拿出手帕让她擦一下手。春夏秋冬，她脱了蓝卡其人民装，穿了长袖白衬衫，长袖换了短袖白衬衫，又换回长袖的，再裹上人民装，直至套上棉袄。棉袄织锦缎料子，紫酱红有暗花，琵琶钮。她像个装在套子里的人，隔着套，硬邦邦的...穿人民装时，我没见着娃啦娃啦迷离的眼神；穿白长袖衫时，我没见白净女护士亭亭玉立的身姿；穿短袖时，没见跳来跳去区桃的活泛，更不用说冬妮娅的骚情；穿棉袄时，当然也没见金花银花对杨晓东体贴深情。问题我也不是玉树临风，风流倜傥，甜言蜜语，殷勤浪漫的那先生。我们都是朴素的工农子弟，为了造人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她是杭州家里的幺女，上面有五个哥哥姐姐，哥姐在杭州，她必须去外地，到了哈尔滨分在工贸公司，与介绍人的哥做了同事。他们一起进驻上海办事处，介绍人哥当主任，她做科员。介绍人哥家在上海，休息天她常去，认识了介绍人。介绍人听从哥的意思，把她介绍给我做对象。我把她当作电影演员宋晓英去谈恋爱。她们有一字不差的名字，有一副相同的面孔，尤其是把五官分开一一比对像一个模子铸就。然而，好比每个零件都是奔驰，但我们组装起来却不是奔驰一样。
　　一星期约一次，我感觉挺累的，感觉那个约会钟点很快到了。从春到冬所有恋爱套路都循环好几回，说的套话来来回回好几遍。没捱到一年不算真考验，我得继续磨练，我得不辜负父母的期望，亲朋好友的热盼，三教九流的闲话，我都快三十了。我得主动出击，我上她的驻沪办事处她的宿舍去看她。一个星期天去大杨浦江湾五角场，中间要换几路公交车，好比上海至杭州。宿舍不小，比起上海鸽子笼一人住挺宽敞。一张铁床，一张书桌，一个暖瓶，一个煤油炉，门背后挂了两件衣裳。从窗栅栏扯了根绳子凉了内衣裤，于我感受到一点女性的气息。我带来了我父亲烧的菜，杭椒牛柳，拔丝藕片。深秋有点凉意，关了窗户，她在煤油炉上煮饭烧汤，水汽氤氲着，有点家的暖意。她坐在床沿上，我坐唯一的骨牌櫈。有一句没一句说着家里的话，不知说了什么，她笑起来了，笑不露齿，刚要放开点她又把手捂上了，嗤嗤的声音从指缝里露出来。这是她不多的笑。没有情到深处，没有摸手，没有相拥，更别说亲吻。我们都是穿在套子里的人，我们在履行着一种婚前的套路，我们在捱过婚前的黎明。尔后，她上我家。她倒挺自在，与我父母打成一片，帮着择菜唠着家常。她走后，父母说，过日子的女人挺好，人又登样，尤其父亲关照一句：你不要脱离实际，想入非非。
　　过年了，她回杭州父母那里。大年初二，我，一个准毛脚女婿登门拜年。一早跨上绿皮车，车厢空荡荡。三人座我一人坐，凯司令奶油蛋糕放一旁。我整整衣领，正襟危坐，默诵拜见她父母时言语举止的步骤。我身穿哔叽华达尼中山装，毛料西式长裤，768款式牛皮黑鞋。现在眼光一看，实实足足一个憨豆毛脚。她来接站，看见我，噗嗤一笑即刻用手捂住。七拐八弯到家，进门，一桌人站起来，大眼瞪小眼，我紧张得手心里都是汗。台上三五牌钟指向十二点半。一桌菜有暖锅，暖锅沸腾着，冒出水汽。一餐午饭，我没吃出一点滋味，捱过。晚饭，捱过。洗洗睡下，与她哥两被窝一床铺，一夜无语，一夜无眠。我只觉得杭州的冬夜真冷，杭州的白日无太阳。她的脸像杭州的天阴沉着。我们没去西湖，断桥，九曲十八弯。我们呆在她父母家的平房里，她与她父母一起忙她的，我想不起来我是怎么捱过来的。有个傍晚全家八九个人去不远的会堂看了场电影，回来的路上，她牵起我的手，我知道她是做给她父母她哥嫂她姐她侄看的。这是交往十个月的唯一一次肌肤之亲。捱过了三个夜晚，初五下午，我们回上海。我想不起来她父母她哥嫂她姐姐夫的表情，这好比一个梦，梦里的人光有轮廓没有嘴脸。但我记得她提了长长一沓的青春宝。到了上海站我们分手，她把一沓青春宝交我手上嘱咐我，四盒给爷爷奶奶，四盒给叔叔婶婶，四盒给父母，那时我们与爷爷奶奶，叔叔婶婶住一起的，她来我家时都见过。她不再说话，就此别过。现在想起来，有一位杭州姑娘在我生命里有歌唱。